旧京国药行

中医中药,又被尊称为国医国药,比如北京的中药业公会,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时称为药行商会,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称为＂国产药品同业公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为与西药业区分,就改称＂国药业同业公会＂了,到1949年,共有各类会员286户。     

东盟角色调整与大国战略竞争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各国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抱负与日俱增，不仅越来越倾向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而且也日益看重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再满足于只做别人的棋子，更多以一个棋手的身份参与地区内外各重要领域的合作与竞争。东盟实体的扩大及其角色调整便是其政治独立和经济腾飞后民族自信心、内部凝聚力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步迈进的逻辑结果，而这又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周边大国的战略竞争。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阿根廷的政党竞争与政治体制的转变

阿根廷现代政党的诞生为政党竞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2年培尼亚改革选举法为政党竞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契机,阿根延完成了从寡头统治向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的转变.新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元、竞争和开放的特征,而政党竞争的不成熟和脆弱性直接导致了1930年阿根延政党政治体制的坍塌,对此后阿根廷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和重要的影响.     

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

近年来,中亚地区合作机制呈现“竞争化”趋势,这不仅是大国主动塑造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是中亚各国主观上默许的地区合作模式。通过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中亚国家能够赢得更多自主性,也能够更好地实施其多向平衡外交政策。这种制度竞争趋势表现为:美俄均致力于提升“C5+1”制度化合作的水平以维持地区均势;欧盟多措并举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以赢得更多机遇;地区强国积极发展与中亚的合作机制以谋求更多利益;中国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范围以打造全方位合作体系。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主要受到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大国关系变化、中亚国家外交政策变化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将加大对地区资源的竞争以获取投资收益,也将重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塑造地区治理规则。中亚国家将持续提升外交自主性,以便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特朗普执政标志着这一政策转向的基本完成,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全面推进。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既有研究主要从美国领导人更替、中国外交“咄咄逼人”和权力转移三个角度给予解释。本文在指出现有解释不足的同时,借助国际地位理论,提出霸权国地位焦虑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正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及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触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在文末提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风险的政策建议。     

中国、印度在东南亚的合作与竞争

近期,中国、印度与东盟关系取得新进展：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与此同时,印度-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及相关文件也生效。2013年,印度-东盟自贸区将部分建成,2016年全面建成。因此,中国、印度不可避免地将在与东盟的自贸区平台上展开交往。两国在东南亚既有合作的巨大潜力,也有一些竞争因素,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需转变思路,妥善应对新形势所提出的挑战。     

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战略上的积极应对相比,印度对中美竞争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和利益重组的准备不足、应对有限。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不会根本改变,但大国关系变动、新技术较量、印度国内经济改革前景不明等因素使印度应对中美竞争长期影响存在变数。中国在警惕印美地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人类近60年的国际太空活动曾出现过三次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近10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交织着深度合作成为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特征.由于太空的脆弱性、太空武器昂贵、对太空冲突升级的担心以及太空合作带来的优势,迄今为止太空冲突并未发生.但是,随着太空国际合作逐步陷入困境、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太空技术和太空武器的发展以及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进步,国际太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增大.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欧洲联盟的竞争政策

欧盟的竞争政策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特定历史条件,其发展演进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步进行。作为世界上第一项跨国性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政策以其特有的政策内容和执行效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策实践亦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建立国家间经济联盟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模式。     

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与中印在斯的竞争

过去三十年来,斯里兰卡长期处于内战状态,但其经济却保持较快发展势头,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斯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斯里兰卡经济的发展除得益于自身政策外,还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大力参与,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邻国的援助和支持。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斯里兰卡的经济建设却引起了印度的担忧和敌意。印度一直将斯视为其后院和势力范围,认为中国参与斯经济建设是对印实施＂珍珠链＂包围战略的一部分,因而对中国在斯的建设进行诋毁和抵制,从而使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变得复杂化。今后,中印两国在斯里兰卡的竞争将会更趋复杂和激烈。     

“包容性竞争”理念与金砖银行

金砖银行的成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种力量深度整合。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动力,由发达国家的"一元驱动"转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发力的"多元并驱"格局。以此为背景,金砖银行应运而生,它的建立是金砖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中奉行"包容性竞争"理念的生动体现。"包容性竞争"追求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共同发展,推动不同理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道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包容性竞争"不否认相互之间利益的差异,但是更强调通过协商、妥协等方式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与各种争端;它同时也适用于处理金砖国家之间关系。在金砖银行的筹建和将来的运行中,金砖国家之间也会有分歧,但是齐心合力办好金砖银行是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之所在。     

缅甸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反应

中美战略竞争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而东南亚国家也在密切关注和把握中美竞争带来的影响。缅甸自独立以来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是,它的中立主义原则在实际外交实践中有时出现摇摆,因此理解缅甸选择的深层逻辑显得尤为重要。在缅甸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起伏中,缅甸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和反应,很大程度上被中美缅三角关系的变化所左右。尤其在2021年军人再次接管国家政权后,缅甸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交涉议题之一,导致缅甸在观察和评估中美竞争对其影响时的内外参数发生变化。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未来缅甸政局如何演变,缅甸会继续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位置,既想与中国合作获利,又试图利用美国制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技术权威与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竞争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权威既非构建于利益交换关系之上,又不依靠强制胁迫的方式来维系,而是通过锁定技术发展轨道与治理规则路径赢得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由此形成非对称服从关系。技术权威可划分为知识型、监管型、辐射型与借力型四种类型,不同技术权威类型之间可通过技术跃迁与市场规模拓展来实现转换。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不同技术权威类型的国家分别通过实体路径、市场路径、制度路径与联盟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借助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巩固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直至出现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俄罗斯的竞争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处于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深化，俄罗斯认识到，要增强经济实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建立豁要的法律和制度等基础设施，竞争政策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作为俄罗斯竞争政策核心内容的《反垄断法》可谓是一部广义上的竞争法，其内容既涉及反不正当竞争，又涉及反垄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俄罗斯不断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反垄断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