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中“华人因素”

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施行，为中国外交舞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相应的历史性的转折：在与世界各大国关系上，不搞对抗，争取合作；在与邻国关系上，以睦邻友好关系的建构为主，继续安定四邻，稳定周边。与此相应，侨务政策得以开始实施，继续保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这是我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同时，鼓励华侨华人和华族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为中国和所在国政府良好互信合作关系的建立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架设桥梁。     

韩国的北方外交与中国的半岛政策

二战后，东北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中、苏、朝和关、日、韩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冷战格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关关系迅速改善，冷战对峙的格局有所缓和。面对东北亚局势的变化，韩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战略，出台了旨在改善与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北方政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对外关系上调整了朝鲜半岛政策，积极回应韩国的北方外交，与韩国保持政治上的距离以平衡南北双方。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得以全面发展，为减少朝鲜的疑虑，中国加强了与朝鲜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对南北双方采取平衡政策。     

慕尼黑安全会议引发欧美俄新互动

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是以探讨国际安全政策、协调欧美安全关系而闻名的国际性会议，一年一度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2007年2月9-11日，第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如期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与会，并发表了严厉抨击西方的言论。国际舆论认为，会议引发了欧美俄关系的新一轮互动。     

慕尼黑：新的开端？

本文分析了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对美国提出严厉批评的国内国际背景，联系俄美关系近期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提出了俄美关系将进入一个以矛盾和斗争为主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俄罗斯争取大国地位的目标与美国维护单极世界地位理念的矛盾、俄美在俄罗斯近邻周边的挤压与反挤压的斗争将趋于激烈、俄罗斯国内政治表现出的权威主义趋向已逐渐成为俄美关系最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

2009年11月19日,欧盟召开特别峰会,推选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根据欧盟《里斯本条约》,阿什顿的新职务合并了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两个职位,同时她还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以协调委员会其他涉外部门工作。阿什顿遂成为“既有钱、又有权”的首位欧盟“外长”。     

印非关系新发展及其中印在非洲的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积极发展对非洲的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均展开了密切合作。印度加强其对非政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政治上的大国梦想、能源上的巨大需求、对新兴市场的渴望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现实需要。展望印非关系的未来，印度将继续加大对非关注力度，推动印非全面合作，增强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以更好地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中印两国在对非关系上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双方可适度加强在对非事务上的协调与对话，推动中印非三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美国的政策咨询机构

美国政治生活中专家的身影无处不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策咨询组织(APAOS)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到20世纪末期已达数千家。根据隶属关系的不同,政策咨询机构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一、行政部门的内部政策咨询机构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Budget)。成立于1921年的预算局是联邦政府机构中最早的咨询机构。根据美国预算和会计法规定,总统每年应向国会提交年度预算报告,为此成立预算局以协助其工作。预算局最初的任务是协调各部门预算,并使之系统化。建立初期,该机构工作人员无一例外的是专业预算分析家,他们为总统提供客观的、技术性的研究成果,一般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只有预算局主任和副主任由总统任命。1939年,预算局划为总统直属机构。20世纪60年代末     

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

苏联对北朝鲜最初的政策是希望与美国合作,通过建立国际托管和"联合政府"的形式,在朝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政府。随着美苏关系紧张和朝鲜政治局势的变化,苏联力图在北朝鲜整合政治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起统一的、实行对苏友好政策的政府。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中断而联合国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苏联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以实现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乘势而上：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及其影响

中东权力格局进入多极化时代，地区国家争相改善外部环境，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主要大国间关系有所改善，中东进入以政治缓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以2022年12月中阿峰会为标志，中国中东政策从以经济为中心向融合经济、政治、安全等维度的综合性政策转变。中国适时抓住中东变化机遇，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既为中东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也为中国的新中东外交开了好头。     

东南亚短讯

●柬埔寨成立国家旅游机构。柬埔寨政府决定成立柬埔寨国家旅游机构。柬埔寨国家旅游机构隶属首相府 ,由柬埔寨副首相兼内阁办公厅大卧索安亲自主管。其主要职责是 :协助政府拟定旅游发展计划与国家战略政策 ;负责监管并协调国家旅游发展项目的实践工作 ;向政府呈报旅游发展项目或各项投资计划 ;指导旅游部跟踪、调查并反映实行旅游发展项目实践计划、国家战略政策的工作成绩 ;规划旅游发展项目的优先计划 ;负责拟定并规划旅游宣传项目和旅游市场与旅游形势分析 ;负责拟定并规划旅游安全工作和保护旅客的安全措施 ;负责与各有关部门、机构、…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亚国家独立后复杂的民族结构和民族矛盾,即突出主体民族地位,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的矛盾,历史上遗传下来的跨界民族使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化;中亚国家对民族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即奉行民族复兴政策,以巩固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否定民族自决权,倡导文化多元化;强化"人权和公民权",淡化民族观念;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建立和谐民族关系;采取措施缓和与俄罗斯人的矛盾;恪守历史形成的边界,维护中亚国家稳定与民族关系和谐.文章还论述了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的跨界民族问题.     

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对印度与欧盟关系影响解析

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体现了欧盟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它的发展演变深受欧盟内部局势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深刻影响。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与欧盟关系。该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地区主义到全球主义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印度与欧盟关系也经历了从边缘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影响2005年朝韩关系发展的因素分析

2005年的朝韩关系将呈现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并存的复杂局面。其中，受多种因素作用的美国对朝政策将对朝韩关系发展起到关键作用；韩国对朝政策及朝鲜对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更直接影响朝韩关系的发展进程；而周边大国的半岛政策亦是影响朝韩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以对话、合作为主流的朝韩关系将呈波浪式发展。     

印美关系与奥巴马政府的南亚政策

奥巴马上台执政已逾一年,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逐渐明朗。作为美国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美关系涉及到不同层面与广泛领域,反映了双方各自的利益关切、战略考虑与外交取向。从不同角度看,奥巴马执政以来印美在发展双边关系、反恐、地区安全、反扩散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既体现了在此前布什政府时期印美关系升温基础上的调整与磨合,也凸显了某些新的问题和不确定因素。     

李明博执政后的朝韩关系走势

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后，放弃了金大中和卢武铉对朝实行的怀柔政策，转而奉行强硬的实用主义对朝政策。朝韩关系骤然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朝韩关系虽然在短期内进入冰冻期，但从长远来看，朝韩终究会走向缓和，并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平等互利关系。     

由晚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探究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晚清时期，中朝两国均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传统的宗藩关系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挑战。清政府以维系中朝宗藩关系，保障中国领土安全为出发点，多次制定并调整对朝政策。初以“消极干预和放任自保”方针为主，转而又采取“以夷制夷”政策，随着日俄在朝的扩张，清最终走向对朝内政外交的全面干涉。伴随着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中朝宗藩关系也由松动走向解体。     

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与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奥巴马执政后推行了更为积极的东南亚政策,整体上更加重视东南亚,大力发展美国-东盟关系,强调与东盟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其原因在于东盟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对美国都十分重要,而美国这些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相对衰落。美国当前急需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太多,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东南亚,东盟与美国在主权、人权、发展观等根本性问题上又差异巨大,加之东盟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因此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也存在明显限制。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双方关系的性质变化仍值得关注。     

欧盟中东政策的特点

欧盟中东政策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呈现以下鲜明特点：以“欧阿对话”机制确立欧盟与中东的整体关系；以“欧盟-地中海战略”和建立与海湾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欧盟中东政策的核心内容；以多种形式的多边合作促进欧盟中东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将欧盟中东政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欧阿对话”为中心，“欧盟-地中海战略”和欧盟-海湾国家的战略合作是两大支撑。欧盟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同时，再辅佐“欧洲-中东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以全方位、多层面地建立与中东的合作关系。     

“同心圆”政策与哈中关系

独立时间不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复杂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其对外政策要考虑到主权、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联系诸多因素。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等安全要求，然后是国家经济等发展问题。针对自身的内外条件，哈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理论、方针和原则。其对外政策实践勾勒出一个“同心圆”轨迹，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哈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两国共同致力于构筑面向２１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