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文义解释方法论

刑法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方法论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始终受制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具有非自足性，但自身体系的非自足性并不能否定文义解释在人们认识理解刑法中的重要意义，相反理解的语言性和罪刑法定原则却决定了文义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论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从影响性贪污贿赂案件中的民意表达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贪污腐败案件占据公众关注案件的榜首地位,惩治贪腐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案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与我国转型时期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度吻合。在总结这些影响性贪污腐败案件的特征时,个案的民意进程所带来的累积效果,其意义是远大于案件审判结果的。对于贪污腐败这类在定罪、量刑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的个案,民意也并非都能得到刑事司法层面的有力回应,使得民意与刑事司法处于紧张关系中。因此,厘清刑事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在这项长远的、系统性的工作中,需要民众公正看待刑事案件,法律及时正确做出回答。     

论刑民交错案件司法处理的具体规则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刑民交错案件是否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就导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对待刑民交错案件的司法处理上出现不一致。针对这一问题,如何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得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具体规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司法处置与检察监督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纳入规范条款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和解无法可依的局面。文章认为其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仍有拓展空间,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对检察职权的运用尚需规范和完善。文章结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检察机关的职权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及依检察职权进行的司法处置进行了探讨。     

宪法对刑事司法的实体性控制——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引入

刑法作为出自宪法的子法,刑法规范应该立足于宪政的理念与价值而制定,并在适用中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特别注重“宪法生命”与“刑法知识教义学化”的学术潮流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现对刑事司法实体控制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教义学路径.合宪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与相互衔接的二元解释体系.在刑事司法中,合宪性解释主要有消除违宪疑虑、控制解释边界和检验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的价值.     

从清代视角看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

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中,存在严重的以罚代刑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切实理顺构成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渠道,形成一套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有效机制,使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向前延伸,建立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机制.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

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我国正在逐渐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 ,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 ,其中包括价值上的转换 ,制度上的改革 ,规范上的更新。我们在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关系时 ,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积极与稳妥、引入与融通的关系。     

刑事司法的性质--以刘海洋案为切入点

法院在刘海洋案的法律适用理由上,存在着重大的"合法性"瑕疵。这是法院在法律判决的合法性与妥当性间的无奈妥协,反映了刑事司法主流意识形态的尴尬。刑事司法的实质无非是:法律适用结果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对刑法调整范围的心理预期。     

清末民初云南刑事法制的现实运作

清末民初的云南法治的运行,是变法和法治的博弈。云南地方政府用法律改良和广设司法机构来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改造社会,同时用严刑苛法、维护政治秩序、颁布法规严厉打击犯罪。云南地方政府加强对民族纠纷的处理,并严格安排司法费用。     

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同意之刑法解读

强奸案件中妇女的性自主权属于妇女个人可以完全放弃的法益,妇女放弃其性自主权的行为能阻却法益侵害,成为阻却犯罪客体的排除犯罪性事由,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强奸案件中的假想同意能够左右刑法中罪与非罪的判断,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范畴;存在合理之假想同意的场合,可排除行为人的强奸故意而排除强奸罪的成立。在判断强奸罪中被害人同意与否时,应针对被害人所处的环境及条件、结合社会一般观念予以具体分析。     

关于特定时期刑事犯罪案件的调查分析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人均GDP800-3000美元期,是一个国家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高发期,社会治安极不稳定。要遏制这一时期的刑事案件发案势头,一是要充分认识该时期刑事犯罪特点;二是要认真分析该时期刑事犯罪高发的原因;三是要精心研究这一时期遏制刑事犯罪的对策。     

清代刑事人证的制度与实践

清代立法中关于人证制度的规定有限制证人资格与赋予证人免证权的内容,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等级秩序及发现案件真实.实践中的证人作证与立法规定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立法的限制多为实践所突破.原因在于立法要维护的伦理价值在实践中让位于司法官员追求的发现真实的价值.立法与实践对于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平衡并不一致.     

刑事判决程序初探

刑事审判程序包括审判前程序、审理程序和判决程序。审判前程序是审理的准备,审理则是判决的准备。仅仅依靠审判前程序和审理程序并不能保证达成妥当的判决,完善的判决程序对于形成妥当的判决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国无不对刑事判决程序,包括评议、表决、制作裁判文书、宣判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但是,我国理论界和刑事诉讼立法对审理程序都比较重视,对判决程序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我们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判决程序规定,建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判决程序。     

刑事疑案赔偿问题之检察解释质疑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凡拘留、逮捕时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即使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撒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也不予确认，即不予赔偿。这一检察解释违背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有悖《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相矛盾，是一项违法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应主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     

清朝台湾侦查制度研究

康熙帝于公元1683年统一台湾，在台湾全面施行清朝司法制度。清代台湾的侦查制度与大陆侦查制度在整体上具有共通性，但因其历史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局部上叉体现出差异性。清代台湾侦查制度的特点是：在侦查体制上采取多元多轨制；在侦查方法上采取科学的讯问方法与野蛮的刑讯手段并存；在侦查职能上与军事职能发生交叉。中华法系通过清代台湾200多年的渗透，对台湾当今的法制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当今台湾法制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根源所在。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的效力

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有权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中,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能够被司法人员很好地执行,但行政解释的法律地位却十分尴尬．时是否应当采信行政解释,司法实践中有分歧意见,而理论界时该问题亦鲜有研究．本文以具体案例,探索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对理论界、实务界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