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阶段预警机制及处置预案探讨

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是检察机关亟需解决的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的问题,审查逮捕阶段又是检察机关首当其冲对突发事件进行预警和处置的关键环节。目前该阶段还存在预警和处置工作尚未建立、预警级别不统一、与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如何协作无规定等多种问题。审查逮捕阶段要建立立体预警体系,对突发事件果断处置,并与政府部门协同合作,建立新闻发布制度。     

捕后判轻刑案件实证分析——以宁波市检察机关为样本

作为衡量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捕后轻刑率为评价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提供了可量化的基础数据和考评标尺。通过对宁波市案件材料进行分类统计、实证分析,找出捕后轻刑率高居不下的症结所在,为全市乃至更大范围内审查逮捕办案人员准确把握办案尺度,提高审查逮捕案件办理质量提供有益帮助。     

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刑事和解机制探析

实现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的有效运作需要明确检察机关在其中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能性质和刑事和解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其要对刑事和解过程实施内外监督,而控申部门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其成为刑事和解过程的主持者,同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遵循当事人意愿,依法、公平、公正地开展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工作。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工作机制的完善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从完善配套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以期保障该工作机制的深化发展,切实达到＂确保逮捕质量,促进严格执法＂的改革目的。     

诉讼化审查逮捕机制的难题与破解

随着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的提出,各地检察机关开始了以公开听证、公开听审、公开审查为主的诉讼化审查逮捕探索。诉讼化审查逮捕机制的探索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先定后审的作秀之嫌、过度公开的公审之嫌。应当坚持诉讼化审查逮捕的国际标准,通过听取意见构建诉讼化批捕的常态机制,通过司法听证发挥诉讼化批捕的特殊价值。     

云南省命案防控机制研究——以云南省楚雄市近三年命案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云南省楚雄市近三年命案发生原因有：犯罪嫌疑人学历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大,引发新的社会问题;酗酒和使用暴力手段等。云南省命案防控对策是：振兴当地经济,改善社会问题;加强普法工作,增强法律意识;加强道德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加强社会治理。     

审查逮捕规范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研究

《刑事诉讼法》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明确将社会危险性作为审查逮捕的核心条件。在审查逮捕规范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社会危险性证据收集的充分性与审查时间的限定性存在矛盾,评估结果未得到合理充分利用,相关法律知识宣传不到位,社会公众知悉度不高。统一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标准,构建双向说理机制与审查协作平台,完善非逮捕强制措施配套机制,加强法律宣传,能够有效利用社会危险性评估因素,更好地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初探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受侦查阶段保密要求的限制,此阶段检务公开程序相对较低。通过加强对侦查机关与案件当事人双方意见的听取和审查,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查逮捕阶段的听证制度既节约了司法成本,又实现了公正和效率的最大化。文章指出,应限定启动听证程序的案件范围,采用自愿、公开、辩论的原则,就适用主体、举证责任、效力地位等方面提出了建立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的构想,以期对审查逮捕阶段检务公开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审查逮捕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该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也没有规范可循.文章探讨了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适用的重要价值,分析了目前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提出了建议.     

审查逮捕中的证据运用与法律监督

审查逮捕阶段证据的运用影响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坚持依法、客观、公正审查提请逮捕案件的证据,对非法证据坚决排除;存在瑕疵的证据可附条件逮捕;证据不足的应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强化对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工作的监督机制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侦查监督工作中囿于监督知情途径狭窄、线索来源不畅等因素,导致对侦查机关未报捕案件的监督往往是轻描淡写,监督工作存在掣肘甚至是盲点。如何对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全面充分地实现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探索。     

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十分必要。但在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必须严格限定案件范围。目前的刑事和解缺乏法律的规定,矛盾较为突出,且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应修改刑事立法,加快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引入人民调解委员作为调停人参与刑事和解案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检察权的滥用。     

审查逮捕环节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据收集运用中,共存在十种不良倾向.为克服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讲,应当坚持证据审查的原则;从具体上讲,应当善于运用证据的审查方法.在多年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共归纳了八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的第一道关口,做好审查逮捕工作,仅凭审阅案卷是不够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能更直观、客观地了解案情,进行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保障嫌疑人的权利。办案人员要加强学习、转变观念,严格遵守讯问程序,谨防侵害嫌疑人权益,为诉讼顺利进行打好基础。     

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在实践中为防止办案人员过高或者过低地把握逮捕条件而导致逮捕措施的异化,必须设置清楚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逮捕证明标准。从整个刑事诉讼证明体系来看,逮捕的证明标准要低于起诉和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立案的证明标准,体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递进性、层次性。我国逮捕证明标准总体上应当达到证据“清楚可信”的标准,即有关案件相关事实和被逮捕人情况的证据要清晰并且证据之间没有互相矛盾,使决定逮捕的检察官相信被逮捕人达到法定的逮捕条件。是否适用逮捕措施需要明确的证明标准,逮捕三要件基于不同特点也需有各自的证明标准,将中立的裁判者做出决定时达到的内心确信引入证明标准中,从而清楚地表述出三要件的证明标准。     

试述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之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已试行了数年,然而基层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实践依然很少。文章结合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在审查逮捕阶段发挥其化解纷争、促进和谐、服务经济社会的作用。     

审查逮捕阶段引入心理疏导的价值及完善

心理咨询在当今社会已经得到公众的认可,但将心理咨询引入刑事案件办理中,对涉案的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还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工作实践,心理疏导在审查逮捕阶段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因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不足之处也逐渐地暴露出来。文章认为,应当多方联手,对症下药;内外互动,打亲情牌等,最后还应组建一支心理疏导的工作队伍。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

在未成年人刑事处理走向宽缓化趋势及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双重背景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价值在于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文章从改革的背景谈起,对改革的价值、实务部门对改革进行的探索、针对改革探索的一些论争,进行了归纳梳理,进而对改革的进程提出相关建议。     

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基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人们诉讼意识的觉醒,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日益被淡化,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素有＂司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之称的人民调解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研究其存在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努力为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市基层法院案件流程管理运作情况实证分析

上海法院是全国法院系统中最早开始研发案件流程管理系统的，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在全市基层法院的推行和运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审判流程管理是一项系统化、立体化工程，运行过程中要以服务审判的司法理念为主线，不仅需要横向层面上各条线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而且需要纵向层面上的监督约束。笔者对运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进行分析，望能为全国基层法院在进一步完善审判流程管理的探索之路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