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     

论关系对司法过程的影响

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社会的各层面,与关系对应的关系规则是一种潜规则。关系影响司法过程实际上是关系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对抗。本文首先分析了关系向司法渗透的四个途径,即亲属、感情、利益、权力。然后从传统因素、现实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分析了关系影响司法过程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清除关系规则对法制的障碍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经之路。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安排与个体行为:“关系”规则的存在基础

当下中国,"关系"规则是人们的行为根据,此类规范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关系"运作是人性中趋利避害本能的一种外在表现。但人性只是一种可能,是特定的文化传统铸就了"关系"运作的土壤。制度安排决定个体的行为,中国的正式控制制度不但没能有效制约"关系"规则,反而有利于"关系"运作。单位制度给"关系"运作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在整体规划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公私伙伴关系概念辨析

西方主导的公私伙伴关系(PPP)概念有三个重要维度:一是重视对PPP制度化与对等平衡关系的理解;二是追求市场价值的PPP;三是作为意识形态扩散的PPP。对我国"地方和社会资本合作"概念进行两个角度反思:一是公、私部门间的权力与权利关系是否基于平等原则;二是"社会资本"概念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问题。本土PPP概念的三个认知维度:一是建构文化层面的PPP;二是确立意识形态层面的PPP;三是耦合政府体制与私部门机制结合点的PPP。     

行政与法关系的演变及其定位

对行政与法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对行政与法关系的定位进行了探讨.提出行政与法不应是消极对抗的关系,而应是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法与行政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法律能够和应该做的贡献应是创造而不是破坏;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应该守法与自律,在"法律空白"地带和法律有漏洞之处,行政要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要以实现公益和私益的最大化为宗旨发挥其能动作用,并推动法律向健全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游侠的法律分析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法史学的视角观之，游侠缘起于社会变动和复仇之风，且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化逐渐发生了变迁，因其自身的弱点及国家的严密控制致使产生异化并直至消亡。游侠在法律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仍有必要。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游侠与社会法制状况密切相关，游侠之出现是对于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侠文化可以透视出民间百姓大众的法观念，侠义精神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基于此，对游侠的研究对于考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意义。     

社会交往的“约”模式刍论

社会在本质上是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社会生活的运转及社会规律的实现是通过社会个体的交往实践活动实现的.而社会个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基本运作形式就是约定某种规则并接受该规则的约束作用.这种基本运作形式就是某种约定的约定过程及其起约束作用的过程,及约定过程和约束过程的统一,也即"约"过程."约"过程是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式或基本形式.     

传统监察权正当性的法文化析论及其现代转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成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使监察权成为新的政治权力类型。以监察委员会为核心的监察体系则源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及特色政治环境。传统中国社会的监察权,源于中国特有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公权力体系划分式样,其与西方国家的监察权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监察权契合了中国特有的法文化基础,并在历朝历代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最终形成了专属的权力载体机构、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清晰的权力内涵。当传统监察权遇上现代社会,既有必要遵循传统中国社会的法文化规则,亦得结合社会时势变化而进行相应转化,从而进化成兼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公共权力"。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民间法研究之于中国法学：意义与方法启示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作为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利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方面作为媒介法律与社会的方式而助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困境和实现法治。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助益于法治的实现。民间法研究不仅以条分缕析的问题意识、疑难思维突破和弥补系统论法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在其中渐进的、点滴的展现和型塑着作为法的目的与价值素材的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因而从思维方法和目的与价值两方面不断型塑和提升着中国法学的科学性。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非营利组织研究已成为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分析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可以采用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切入点，从概念界定、组织关系、关系取向下的组织型态等角度进行分析，明确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发展的症结所在。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张力与协调：民间规范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

民间规范不仅植根于我国民间传统,而且本身就是我国的一种本土法文化,因而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像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对现行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影响,影响着国家法的实际运行及其社会效果,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如何对民间规范进行准确功能定位,将民间规范运用到司法实践中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之法治话语诠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治领域要贯彻这项基本国策,必须先理解和谐社会特征之意蕴。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可以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以法治话语诠释为权利与权力、规范与理念、法治与德治、创新与稳定、法律禁止与允许相和谐。     

宪政视角下的和谐社会

作为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体,宪政所蕴含的基本精神是主权在民、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从宪政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在建构秩序化的社会和谐和落实民主、法治、人权的过程中,宪政起着重要的作用。     

意图伦理抑或责任伦理——法治的伦理基础引论

法治的伦理基础是以意图伦理为基础与目的、以责任伦理为中介与手段的混合伦理,它来源并决定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法治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形成法治伦理的无形之手。我们需要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结合,需要法治伦理的无形之手,来建设各尽其职、各尽其责、各享其利的正义的社会,即一个真正的长久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