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

论文基于ISSP2009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专栏导语:福利态度:福利国家政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正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争议的重要议题。适度而周全的社会福利,对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现代政府都必须具备福利和再分配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大多都形成了关于政府福利责任和福利功能的共识,进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不过,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遭遇危机,战后福利共识瓦解,但由此也催生了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研究的新领域:福利态度调查     

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究竟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欧洲福利国家一直在反思该问题。通过选取ISSP"社会不平等"数据中的典型国家——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进行研究,论文发现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中达成共识,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尽管如此,公民对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态度仍然表现出差异性。论文发现福利体制并不是解释公民福利态度的唯一影响因素,个人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对社会公平现状的判断也同样对福利态度有影响,而且影响的大小和方向根据不同的福利问题表现出差异性。由于福利态度被视为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民意,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性别福利体制的研究述评

性别福利体制是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回顾性别福利体制并检视其性别平等效益,通过分析性别福利体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逻辑起点、概念工具、操作化指标、模式划分及其对应的解释力和缺陷,比较不同性别福利体制背后的政策假设、政策目标及其所欲形塑的家计承担模式、所能达成的性别平等效果。论文希望通过评析国外性别福利体制的发展及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维度和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     

东亚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日本、韩国与台湾为例

论文考察了近年来日本、韩国与台湾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发展情况。通过仔细观察医疗政策、养老金以及与劳动市场相关的其他社会政策的变化,文章尝试探究在这些领域发生的变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佐证一个从发展范式向普遍主义范式的重要转变。论文解释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变化的要旨和方向,认为能够解释他们的政策偏离的原因,不仅存在于经济的重组中,同时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态之中。     

性别福利体制的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性别福利体制是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回顾性别福利体制并检视其性别平等效益,通过分析性别福利体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逻辑起点、概念工具、操作化指标、模式划分及其对应的解释力和缺陷,比较不同性别福利体制背后的政策假设、政策目标及其所欲形塑的家计承担模式、所能达成的性别平等效果。论文希望通过评析国外性别福利体制的发展及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维度和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     

新时代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意义及改革的目标思路

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经历了复杂的转型过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理念逐渐清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并日渐完善,社会政策体系的作用和效果初步显现。同时,社会政策体系也存在保障功能较弱、制度碎片化和差异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管理能力弱、财务可持续性差等问题。建立健全社会政策体系,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新时代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一是着力解决福利保障不充分问题,补齐民生短板;二是着力解决福利保障不平衡问题,均衡群体间的福利保障待遇水平;三是促进社会政策的体系整合,减少制度碎片化和差异化;四是提高社会政策的管理服务能力,提高运行绩效。     

福利社会与发展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

欧洲各国致力于福利国家的建设已逾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在社会投入水平和福利机构方面的巨大差异至今仍在,但是各国对于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的认可和公众对福利社会的高度承诺则是基本一致的.各福利社会有来自各方面的维系: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公司企业、家庭和自发组织的机构.不同的福利社会体系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欧洲各福利国家有着不同的意义,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福利制度.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重建福利国家的痛苦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问题的争论热点.然而到目前为止,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大多得到了解决,在北欧五国都保持了福利政策的稳定.该地区独特的历史经验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机构为了发展福利事业而积极推行普及政策所做出的努力.     

后工业社会福利国家的压力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尽管对现代福利国家的比较研究已使我们获得了对福利国家如何应对由内因和外因带来的压力拥有了丰富的认识，但对后工业社会这些压力的性质和潜在的含义还不甚明了。在研究的文献中，学者们探讨了诸多对福利国家产生压力的各种社会现象，诸如：全球化、欧洲化、人口的统计规律、个体化和变迁中的劳动力。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作为外在压力，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尚有待证明，而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工作年限的缩短、多样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方式等内生压力对福利国家造成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压力在后工业社会并不是像大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被福利国家消解了或重构了，相反，对福利国家而言，真实情况是压力更多了而不是减少了。     

福利国家研究的指南针与工具箱——评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2010年8月,历时近四年完成的The Oxford Handbookofthe Welfare State上市开售,定位于“权威”与“经典”。该书由全球福利国家研究领域的72位知名学者撰稿,试图系统、全面、深入地回顾福利国家研究各主要领域的已有成果,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和方法指导。二战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迅速扩张、艰难紧缩以及新近为应对“新风险”的调适性改革,一直是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系统、科学地整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比较少见,而超越福利国家研究中的“欧洲中心”的倾向,采用“全球”“比较视野”的分析视角更不多见。     

“微刺激”下小微企业新生仍需假以时日

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增进社会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它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经济目的而对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深远。2008年经济危机我国央行投入4万亿元救市以及之后进行的一揽子货币政策，对随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让人们看到了过强的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唯有适度、适量地掌控好经济刺激政策才能为市场带来良好的发展空间。     

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

宪法上的福利权在美国宪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受美国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福利政策被定位为政府公共救助政策。国家福利政策的持续性推进引起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奠定了福利权生成之社会基础。学术纷争与法官裁判则在客观上充当着"宪法上福利权"推动者的角色,从而促进福利政策向福利权利的转变。迈克曼等学者借助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力地论证了福利权的宪法正当性,并从建构宪法政治对话机制的角度阐释了"宪法福利权"的宪政功能。美国法上公民福利权演变为宪法权利的进程表明,宪法福利权的创设是历史的必然。在当今中国,这项权利同样为宪法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工作—生活平衡:欧洲探索与中国观照

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强,工作和生活领域的冲突逐渐凸显,成为影响人们福利的一种新社会风险。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欧洲福利国家已经进行了不少旨在减少工作—生活冲突,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政策实践,并且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政策效果。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同样面临着工作—生活冲突这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然而,与欧洲相比,工作—生活平衡在我国仍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借鉴欧洲经验并研究和探讨中国情境下的工作—生活平衡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应对我国由于社会变迁而带来的新社会风险,保障和提高人们的福祉做好充分准备。     

行政给付限度论

在现代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下,缺乏节制的政府福利供给,已经成为诱发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乃至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欧洲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国家积极义务不能无限扩张,福利国家虽然不能没有行政给付制度,但同时需要防范制度的内在风险与负面影响.国家财税福利虽然重要,但市场和家庭、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也不可或缺,福利渊源...     

社会服务国家: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通过对欧洲14个福利国家社会给付结构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增长速度加快,现金给付则相对减少,社会服务已成为主要的给付方式之一,"准社会服务国家"开始出现。欧洲社会服务相关政策的变化,确立了"社会投资"为社会政策的新理念。英国和瑞典作为其典型,采取不同改革路径积极促进社会服务的发展。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多面向性,更需要社会服务供给全方位的改革。加大社会服务供给的改革路径是:发展社会救助服务,建立贫困家庭救助服务体系;确立社会投资理念,扩大社会服务范围;以社会服务为基础,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中国社会服务国家的建设。     

社会福利权益法制化中的政策

在传统法治理论中,政策应当从自足的法律系统中被排除出去。但在当代社会,法律必须依靠政策的支持才能承担起促进公民各项福利权益的重任。在立法领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政策博弈为福利立法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而国家政策的政治抉择则奠定了福利立法的基本方向。在行政领域,合理的政策规范有利于建构有效的福利权益实现机制。在司法领域,科学的政策能够不断完善保障公民福利权益的法律机制。     

老龄化背景下东亚家庭主义的变迁——以日韩老年人福利政策为例

家庭在东亚国家的福利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已经对东亚地区以家庭为首要责任主体的政策取向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何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回应需求增加与家庭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东亚地区国家面临着政策方向调整的压力。论文梳理了日本和韩国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发展,从社会政策的家庭主义分析框架入手,讨论了以日韩两国为代表东亚福利体制家庭主义的变迁轨迹。论文认为,传统东亚的家庭主义是一种隐性的家庭主义,假定家庭是老年人福利状态的首要责任者,社会政策既不致力于增强家庭的功能,也不支持家庭之外的福利主体的作用发挥;伴随着老龄化,东亚家庭主义开始在增强家庭功能与寻求对家庭的替代两个方向上进行的政策努力,向自主的家庭主义靠近并形成自身特点。论文从具体社会政策角度切入讨论,超越传统从儒家文化与意识角度的探讨,使得家庭主义的变迁更容易被观察与分析,也为后续更为精确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基础。     

一个隔靴搔痒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评斯科特·阿拉德的《遥不可及》

福利国家,说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为本国公民的福利负责,具体表现在：一、为本国公民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二、进行收人再分配以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然而,自诩为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或英国比较,距离福利国家还相去甚远。欧洲大陆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为其百姓提供的在医疗、教育以及失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都令大洋彼岸的美国望尘莫及。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终结了吗？——论北欧国家的福利改革

福利社会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在许多年来被看成是"蒂特马斯典范"①,即对社会政策制度化再分配模式实施的范例.然而,最近的改革趋势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除了诸如削减开支之类的规则变化外,其他的变化尽管很多,如1990年代制度设置和福利国家目标的改变等;尽管和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前比,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特征弱化了,且该模式正在趋于欧洲化,但其主要变化仍只是对现有模式的局部修正,而不是完全趋同于欧洲社会模式,因而并不意味着这一福利模式的终结,它仍然还是独树一帜的.一些新因素的出现仅仅是欧盟内部福利模式发挥着作用的表征.     

“垄断福利”的法学分析

"垄断福利"的正当性以及如何治理"垄断福利"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本文主要从民商经济法的角度分析了"垄断福利"的实质,批驳了为"垄断福利"辩解的"福利说"、"便利说"、"优惠说",分析了"垄断福利"对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危害,提出了治理"垄断福利"的法律和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