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与权威塑造:一个比较的视角

社会整合既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其塑造政治权威、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由于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的差异,西方国家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分别形成了体制约束型和政党主导型的社会整合模式,并深刻地影响了各自政治权威的塑造。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性调适,有效适应并引领了社会转型进程,巩固了政治权威。治理兴起和当代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较西方国家执政党展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政治优势和制度自信,其社会整合功能发挥的有效性更强,使得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顺畅性更显著。     

来信

正1十八大以来,反腐败被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全社会也在关注讨论关于反腐败的话题。高层希望通过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达到重塑政治生态目标,而民间则期望反腐败能重塑执政党的良好形象。这届中央领导集体,直面问题,旗帜鲜明提出反腐败,并将反腐败具体落实在依法查处的每一件高官大案上,彻底打破了反腐败适可而止的言论,在持续反腐的进程当中,执政党着眼于"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大局,陆续制定了处分条例和监督条例,同时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就加强党内政治民主生活专门通过     

政治输入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设

社会分层背景下,通过政治输入方式获得政治认同,适应了人们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参与需求,能够推动法理型政治权威认同的建设,促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执政党与公众之间双向支持的政治氛围.但是,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限制及不畅通和利益代表的"非代表性",思想文化上对政治输入的排斥,输入主体间的不平等,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因此,从获得政治认同的目的出发,执政党和政府要担负起提供、维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创新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完善政治输入渠道建设.     

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梳理及启示

基于对民主政治实践的期望价值指向与现实需要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次选择了与特定历史时空相耦合的动员型模式、大民主模式、组织化参与模式与社会参与模式。从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实际落差来看,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必须同民主政治的价值相吻合,必须置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框架内,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世俗社会中不存在完美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我们只能在从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与资源的同时,依凭政府、学术研究与社会形成的有机合力,不断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教育生活化:执政党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路径研究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党的主体利益,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着社会成员的主体利益,二者并不等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只有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才能现实地起作用,才能发挥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执政党意识形态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必须经过教育,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建构功能出发,将教育立足于社会生活的现实中,采取教育生活...     

全球治理,中国应发挥更大作用——专访南非非国大党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Gwede Mantashe)

正社会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要动员社会来支持我们的发展。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党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党派。自1994年开始,非国大成为南非执政党,多次赢得南非全民大选,蝉联执政地位。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南非的长期执政党,对南非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为金砖国家的长期执政党,非国大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近年来交流与合作频繁。非国大党重要领导人党主席雅各     

“白皮书”说什么

10月19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这是中国首次对民主政治发展作出一个全面、权威的阐释,也是第一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阐述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白皮书首先详细向世界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实行共党执政下的人民民主模式,包括保证政权稳定、国家整合等等。中国式民主要求执政党详细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进行言说,白皮书做到了,无疑是执政党倡导的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人类社会的事务往往是,不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是可以进行正当性言说的才可能是合理的。执政党的这种言说姿态将对国人具体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上更加追求正当性无疑有良好影响。然后白皮书详细介绍了这些年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最后部分阐释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原则和思路。从整个白皮书基调来看,可以判断的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共产党执政下的人民民主将会有更多的机制创新,将是可以包容公民更多宪政民主诉求的。这种包容,既是执政的需要(执政更有效),民众的需要(权利和利益保障),全球化的需要(未来中国主张的是不同民主模式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像某些大国那样,将竞争对手划为敌人,以专制视之的冷战思维)。同时,如果跳开白皮书来看,执政党对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的探索,也证明执政党一再强调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是真诚的。因为,正如白皮书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社会转型与党内民主建设着力点的选择

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必然影响以党内民主建设为重点的执政党建设,能否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准确选择党内民主建设的着力点,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与经济社会转型目标的实现效度.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以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将党内民主建设的着力点聚焦于制度创新、党员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提升、组织结构优化以及组织肌体健康维护等重要方面,为促进政治发展、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提供制度保障.     

1979—1998年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选择——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方式由此前的政府"一维强势"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二维互动"转变。这一历程在1979—199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得到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主要选择了经济动员与绩效刺激的路径;此后,为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开始采取公众知情与政治动员的路径;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障,因而法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新的路径选择;面对日渐多元、分化的社会,确立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维持社会的稳定,无疑是更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社会生态分析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一种孤立的政治行为,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态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潜在地影响和决定执政党行为的取向和质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社会生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使社会处于新的多元重组状态。科学分析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对实现执政党与社会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保持政治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执政理念与政治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 ,政党执政 ,尤其是长期执政 ,从根本上说 ,要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要具有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从深层意义上说 ,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 ,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创新执政理念 ,是执政党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理念 ,包含着“为民”、“发展”、“法治”、“廉洁”等时代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政治参与的百年历程、经验与走向

针对不同时期农民政治参与情况的分析最能揭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百年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动员型参与、吸纳型参与、回应型参与、互动型参与、共治型参与等发展阶段,呈现出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语境下的鲜明特征.其中,政党、农民、农村和农业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最重要变量,逐渐形成农民政治参与的"先进性、主体性、结构性、协同性"传承路径,从此中国农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政治参与路子.放眼未来,对标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三农工作",夯实发展基础,精准把握"乡村振兴大局"战略定位,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开创农民政治参与的新局面.     

表达的权利逻辑

从执政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至今,表达权已经成为2007年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并开始被当作中国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尽管其本质上不过是由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的另一种表述。     

执政理论革新是执政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期 ,一个强大稳定的执政党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对于中国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建设强大的执政党不能完全依赖传统的方法和模式 ,而必须自觉地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政党政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要求 ,加强政党执政理论的研究 ,主动地推进执政党发展。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新时期出现的大量问题 ,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适应 ,与党实现领导的体制和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党自身运作方式等等的不够科学相联系的。因此 ,能不能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 ,对党的领导…     

试析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采取何种形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一国的国家建构和政治稳定有重大影响。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西方多党竞争式的民主政体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内部民主化过程常伴随着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甚至国家分裂。而同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则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并契合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民主模式。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两大任务有效统一起来,避免了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为后发多民族国家民主模式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执政党反腐败,走过相持阶段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没有执政党对干部人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反腐败工作就难以在2007年走出相持阶段。     

列宁主义政党的精英权力结构与经济分权:以前苏联为例

执政党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特定权力结构影响着经济政策的走向。在列宁主义政党作为执政党的国家,苏联历史上的经济分权、集权的变动与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变动有着密切的一致性。一般情况下,在中央委员会中地方政府代表所占的比重越高,经济体制就越趋向于采取分权的结构。在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情况下,中央要大幅度上收或者下放经济权力可能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为了检验该假说的一般性,我们同时将苏联和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对比。     

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分析

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认同和支持该党及其候选人的选民群体和个体之总和。政党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实力之强弱，为此各个政党无不卯足全力来维持和拓展其社会基础。一方面，各政党充分利用已有的或潜藏的政治社会分歧和价值冲突来动员特定选民的支持；     

密切党社关系必须解决好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问题

新中国成立60余年,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仍然难言清晰与准确。而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决策,曾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的根本利益,伤害了他们原来所抱持的对于社会主义及其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和感情,进而危及到执政党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危及到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当下,影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思想纽结,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与把握的程度。因此,执政党迫切需要跳出对于社会主义之传统认识的迷局,挣脱所有制性质问题上的思想束缚,打破国有制崇拜的迷思,抱定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不动摇,以之为根本指导思想去指导和检验所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实践,由之方可创造执政党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格局,为执政党奠定坚如磐石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