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刑法司法解释过度化分析的一个视角

2008年5月22日，备受关注的“许霆案”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宣判而近乎尘埃落定（由于系特别减轻处罚，还要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后才能生效）。关于该案的定罪量刑从一开始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有人认为，“许霆案”注定无法成为“经典”。但这种对宣判结果的简单质疑无法掩盖“许霆案”戏剧性的变化发展过程本身所蕴涵的经典意义，它业已成为我国刑事审判史上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典型案例。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成因的分析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写道 :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 ,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①但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正是这种解释在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法律适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赋予法以生命力。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应有司法解释 ,而是司法解释到底发挥什么作用。要真正完成司法解释的准确定位 ,我以为应追溯到其源头 ,搞清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司法解释。　　一、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含义在分析刑法司法解释的成因之前 ,有必要弄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 )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有学者认为 :解释法律…     

论我国刑法的最高司法解释

我国刑法的最高司法解释，对于加强刑事司法工作乃至协调整个刑事法制的发展与完善，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目前刑法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尚欠缺研究，关注不够。     

从许霆案看刑法的谦抑性

社会上一度争论的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已经有了最终的法律结果,然而由此案引发的对刑法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触及更深层次的刑法理论问题。回顾许霆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许霆最初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后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这种刑期上的差别可谓一重一轻,变化相当明显。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虽     

刑法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

刑法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李希慧刑法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针对审判、检察工作或者联合对审判和检察中具体应用刑法问题，对刑法规定含义所作的阐明。刑法司法解释是一种有权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本文拟就刑法司法...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分别或联合对在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刑法的问题作了许多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对于统一各种不同的认识,保证准确、及时、合法地惩罚犯罪分子,实现量刑的统一平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一、刑法司法解释的不足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主要存在着以     

刑法司法解释的真实逻辑

虽然最高司法机关往往强调解释符合立法原意,但实际上其一贯运用的仍然是基于特定目的的客观解释论,主观解释无非是一种论证解释之正义性的工具而已。在客观解释论指导下,解释方法的适用也就并无原则或者序位可循,不同解释方法仅仅被用来论证不同解释结论正当性的不同方式。进一步而言,在逻辑上,客观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具有更亲密的呼应,在客观解释支配下的、没有解释方法限制的司法解释实践必然是一种实质解释论。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再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刑法解释的溯及力的问题,阐述了法律及其解释的适用所应当贯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对司法实践中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对于司法解释的适用应当采取从新的原则,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法治精神。     

论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过度化的弊端及其反思

近年来,最高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通过发布刑法司法解释将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指导各级司法机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化也存在诸如：违反罪刑法定、损害法治根基、破坏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损害司法权威、束缚法官能动性等弊端.过度将刑事司法政策转化为司法解释,不但有损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作用的发挥,还可能造成更多问题,不利于刑事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开展.本文以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化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刑事司法政策过度司法解释化的弊端,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正确定位刑事司法政策,使其更好地促进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推进法治化进程.     

司法公信力的判例法立场

司法公信力的匮乏是当下中国不容忽略的事实,而建立和完善判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司法公信力。判例制度通过满足人们的司法期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解决司法不公、裁判不一和司法无权威等问题,促进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但是,在判例制度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之间并没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而只是人们在司法运行中所形成的一种习惯性认识。当下中国所倡导的案例指导制度有益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它并不必然地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改观。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弥漫性的判例法。     

被害人特殊体质司法现状的刑法理论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宽泛地理解伤害故意以及致人死亡的过失从而导致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有罪率过高.为了有效地避免定罪率过高,应该直接从客观不法的角度限制犯罪的成立范围.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诱因”,只有行为人能具体预见到被害人特殊体质,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直接造成“死因”,即使行为人不能预见到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也应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     

刑法理念与刑法解释

本文通过列举并分析偏离刑法理念进行刑法解释的现象与原因,论述了刑法解释应当以刑法理念为指导。     

網絡索財聚件的刑法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案例一:2017年下半年,被告人陶盛購買了部分淘寶賬號.並聯合被告人吳瑞鋒共同在淘寶網上搜索商品描述中含「最」「第」「完美」等極限關鍵詞的店鋪.由陶盛負責購買商品、申請退款.由吳瑞鋒負責向淘寶投訴、並附已向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的圖片(系其PS)及QQ聯繫方式。待商家主動添加QQ後.由陶盛與商家聊天.威脅對方支付一定的費用才能撤銷投訴.部分商家因害怕被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處罰、影響店鋪投訴率而被迫支付錢款。     

许霆恶意取款案的一个理论解读:定罪量刑模式视角

一、引言 模式,原本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笔者把定罪量刑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样式称为定罪量刑模式.①定罪量刑模式关注的是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定罪量刑活动产生影响的过程.定罪量刑模式可以分为两类:定罪量刑法理学模式和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本文对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分析便是建立在定罪量刑法理学模式与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的分类基础之上.     

论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

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从工具型刑事司法观向目的型刑事司法观的转型过程。我国当前盛行着的工具型刑事司法观导致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权力观念及追诉观念的错位,进而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非法司法行为。目的型刑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观,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构建这一新型司法观必须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确立程序法定观念,摒弃权力本位观念,矫正异化的追诉观念。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转型以刑事再审问题为例的分析

我国以往关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研究表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要转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转型首先要确定方向，即遵循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坚持刑事诉讼中“不能放弃的原则”，批判错误的观点，以避免在转型时转向。在此基础上，应当正面应对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引入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时所面临的复杂因素。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历来尊崇“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背景下，不仅需要论证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刑事再审制度中更具有正当性，而且在刑事再审制度中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时，注意不同的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再审制度的特点及共性，在借鉴时应当力求“阻力最小”，以逐步完善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的协调统一,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它同法律一样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各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多年来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应用中的问题作了大量司法解释 ,这对严格执法、公正办案 ,确保我国刑法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 ,在多年的刑法司法解释中 ,也存在着越权解释、超刑法规定解释的现象 ,尽管这是个别现象 ,但长此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国家的法律制度 ,以刑法的司法解释代替刑法规定 ,妨害国家刑法的准确实施 ,阻碍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实现。本文就刑法司法解释需要权力制约和法律监督问题 ,略抒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