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中止的制度构建

在侦查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形而导致侦查活动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此时既不能终结侦查也不能撤销案件。但是,因为在这方面法律规定的空白而导致在侦查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规定侦查中止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在侦查实践中面临的棘手问题不失为了个良策。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对侦查中止的程序在适用条件、审批程序、产生效果、救济程序及恢复侦查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设计。     

论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新模式——以刑诉法修改为视角

新刑诉法修改后,对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侦查的确立、证据种类的增加、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改变,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规定了律师提前会见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也使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着严峻挑战。     

论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

由于刑事侦查涉及到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因此,各国都试图构建一种合理的侦查模式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目前,世界上主要有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借鉴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良性运作的经验,对于我国侦查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法治视野下的询问证人制度研究——以侦查为视角

询问证人是刑侦工作中普遍采用的一种侦查措施,在侦查破案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确把握证人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证人的权利义务有助于指导公安实践工作。由于我国的询问证人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探究询问证人制度之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美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从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角度浅析

中美两国在国际刑事侦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然而两个国家在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借鉴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侦查制度的有益尝试。     

中英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从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人事制度角度浅析

中英两国作为世界东西方两大主要的国家在国际刑事侦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然而两个国家在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两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历史以及民族习惯等因素造成的。对中英两国的侦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借鉴英国的先进经验,为我国侦查事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论我国侦查辨认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侦查辨认。现行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全面的指导和约束。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侦查辨认制度,明确辨认的法定地位,完善辨认规则体系,加强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规定辨认结论的证据效力。     

立功制度探微——以刑事政策为视角

立功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刑法所特有的一项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充分贯彻。立功制度原本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简单明了便于操作的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国关于立功制度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存在内涵不明确甚至矛盾冲突的地方,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各种分歧。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从立功制度的发展以及确立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一条暗含其中的刑事政策发展脉络。针对立功制度存在的不足,必须认真研究当前的刑事政策以及蕴涵的精神,以便指导立功制度的完善。     

论命案强制鉴定制度的建构——以预防侦查错误为视角

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刑事冤案中,侦查错误可谓错案之源,而在一系列侦查错误中侦查鉴定无不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囿于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纠错功能的有限性,建立命案强制鉴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按照制度规范的一般原理,命案强制鉴定制度的基本构成包括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实体性要素主要包括鉴定主体、鉴定范围、鉴定标准、鉴定效力等内容;程序性要素主要包括鉴定的启动、告知、异议、救济等内容。诚然,命案强制鉴定制度不能完全杜绝侦查错误的发生,但是可以减少侦查错误发生的概率。     

论侦查合作博弈

根据案件承办方与合作各方之间的关系特点可以把侦查合作博弈分为协作型侦查博弈、协调型侦查博弈、保证型侦查博弈、劝说型侦查博弈。要实现侦查博弈的优化合作必须创制科学的侦查合作博弈制度,将博弈引向重复;实现互惠、促进理性平衡;讲诚信,做出必要的退让;洞察失信、实施报复等。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论——以对物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为视角

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财产权,由于我国目前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其内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的监督,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为有效地制约侦查权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构建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制度。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是侦查引导权的具体行使。检察官作为中立的"法律守护者",在派驻检察室中应准确把握侦查引导权的权力范围和具体职能。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和公诉准备观是侦查引导权的理论基础。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论德国的侦查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一个重要国家 ,德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有权强迫检察官起诉 ,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德国侦查强制措施包括了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它权利的限制 ,使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面前都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证据收集上 ,德国对非法证据限制排除 ,采用利益均衡原则 ;对于拒绝作证的人 ,德国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实施处罚。研究、借鉴德国的侦查制度 ,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     

论侦查主体的中立性思维——侦查制度与策略的双重视角

侦查主体在侦查博弈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侦查主体要注重中立性思维,在案件侦查时,除了要注意到己方作为侦查博弈一方的地位和利益外,还应本着相对超然、中立和客观的态度看待案件,看待与其他侦查博弈参与者的关系以及其他博弈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开展侦查工作。特别是,侦查主体在战术上应尊重和无偏见地看待其他博弈参与者,破除好人定势和坏人定势。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异位——以侦查阶段的制度缺失为主线

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能有效改善我国司法鉴定活动现状,但须切实赋予专家辅助人参与和监督鉴定活动的能力。现行立法下,专家辅助人申请阶段局限于审判阶段,而鉴定活动往往集中在侦查阶段,如此造成专家辅助人无法参与和监督司法鉴定活动的矛盾,极不利于专家辅助人制度效果的发挥。要彻底解决我国自侦自鉴模式下带来的鉴定意见不公开、不公正情况的问题,应当从鉴定的源头抓起,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以达到改善侦查阶段的鉴定活动问题的目的。     

行政执法“以罚代管”的博弈论制度分析

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在分析＂以罚代管＂问题上具有适用性。通过模型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以罚代管＂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成因及其演化过程。而通过对＂收支两条线＂制度有效性的博弈论分析,有助于解释＂以罚代管＂为何屡禁不止,进而提出对策。     

博弈论视角下我国无权处分制度之检视——以买卖合同为例

民法上的无权处分被称为法学上的精灵,其涉及到民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基本制度,亦涉及到法律上的保护方法。涉及无权处分的论文汗牛充栋,观点不一而足。本文以经济学上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合同效力入手,以法律经济学上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点,分析出法律规定无权处分当中的买卖合同的不同出发点: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情形下,无权处分人所负担的法律责任的大小以及权利人及第三人在不同情形下的博弈选择,从而得出我国合同法上五十一条规定之瑕疵。并提出改进的办法。为理清无权处分制度的设计及其制度功能发挥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问题探究——以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与侦查阶段的现有制度进行衔接。为了衔接的顺利展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厘清其制度内涵及运行逻辑。侦查阶段的自首、坦白及刑事和解等制度均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理念,但存在制度未成体系化、实体激励不明确及程序从简不全面的问题。有鉴于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在实体上明确量刑激励的确定性与阶段性,在程序上扩大简化的范围。在具体制度上,通过区分罪行轻重以实行不同的权利告知方式,并结合具体的起诉意见与证据移送制度,做好与侦查阶段相关制度的衔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