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

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指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承认、认可,刑事司法应当得到公众认同.刑事司法公信力不足有着“精英主义”思想等深刻原因,要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应当坚持常识性法律理念与以人为本的办案理念,并协调好刑事司法与新闻媒体、法律监督机关、案件相关人员,以及与犯罪人等几组关系.这是重塑刑事司法公信力,实现司法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合理路径.     

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基本范畴初探

公众认同是促进刑事司法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公众对于刑事司法及其过程的共同认可和接受,是社会公众在情感与价值观上认可刑事司法体系并将这种认可转化为追求与实践的过程。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对于体现刑事司法的正义价值、规范法秩序、维护刑事司法的权威和保障刑事司法的效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刑事司法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的冲突及其消解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导向无疑是构建符合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要求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涉法上访等现象无疑揭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裁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显在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或许是我们过于强调刑事司法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向度上的改造,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社会公众一旦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感情上的疏离,仅仅依靠刑事诉讼制度的完美设计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刑事司法改革获得最大程度的公众认同,缩小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距离。     

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现状及改善

根据政治社会学的相关原理,结合我国的制度和国情,可以从有代表性的焦点个案、刑事案件的再审率、刑事信访申诉的情况、暴力抗法情况等四个方面来观察和度量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程度和水平。从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目前刑事司法的认同程度和水平仍然不甚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要提升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三方面同时进行努力。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来,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呈十分积极的态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限性等等。推进金融刑事司法工作,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略论刑事政策司法化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具有指导性作用，刑事政策在现阶段表现为被动性与感性化。为保障司法系统与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应对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途径进行设计。     

略论刑事政策司法化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具有指导性作用,刑事政策在现阶段表现为被动性与感性化。为保障司法系统与法律规范的严肃性,应对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途径进行设计。     

浅谈刑事司法信任危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刑事程序失灵是造成刑事司法信任危机的最直接因素.刑事司法对权力的定位和分配不合理,刑事司法机关对与公众进行合作的不关心以及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信息不公开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的刑事司法信任.要重新树立我国刑事司法的威信,除了要改革落后的制度之外,也要审视刑事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力观念和合作态度,这样才能...     

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公众参与及其改善

为提升司法改革的成效,一些地方法院革新观念,大胆尝试吸纳公众参与刑事司法审判过程．在取得实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应当是刑事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阻碍司法改革进程也不容忽视．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有效改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公众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协调发展,应当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公安机关双重行为与行政诉讼浅析

公安机关具有的刑事司法和行政管理双重行为互相联系、互有区别。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存在着严重的形式和内容的分离,这有规避行政诉讼和介入经济纠纷两种情况。准确界定这两种行为,对实现行政诉讼和功能,维护和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其准确及时地行使刑事司法权,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刑事错案预防与纠错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的启示

法治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而余祥林案、“叔侄强奸案”等错案频频发生,引起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深深思考,而错案侵蚀着法治的精神,扭曲了法治的灵魂。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必须通过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来保障刑事司法公正。基于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司法实践中错案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及时纠正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错案发现不自觉、错案纠错不及时、申诉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公平和正义。坚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推动刑事错案纠错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不受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人民检察院监督不力,二是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模糊,为公安机关逃避司法审查提供借口。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在刑事侦查行为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应全面体现在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日本诉因制度与我国公诉方式改革

诉因制度是日本刑事诉讼法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和英美法系对抗主义诉讼程序的一项独创。在刑事诉讼中,诉因制度有利于调整诉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保持公诉机关起诉的稳定性,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以及维护辩护方的合法权益,因而是值得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予以关注的。然而,对于诉因制度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诉因制度的涵义、运行规则和借鉴意义,我国学界的探讨并不多见,且远未形成一致而清晰的看法。诉因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特别是公诉方式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从立法到司法实践,强制措施都存在问题。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