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移植型法治的进路评析

移植型法治无法满足中国社会秩序和生产模式的需求,尚未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和主动遵从,而来自西方的法治原理和法学教义也难以适应既有的政治土壤。对此,移植型法治的中国道路应当在追求法治观念本土化和通俗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比较优势,正确看待其做出的创造性贡献,同时还要注重普通官员和广大民众法律意识形态的渐进培养,着力营造现实社会的法治氛围。当然,针对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法律人也应当作出深刻的自我反省。毕竟,移植型法治最终指向的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民众法治信仰的形成。     

中国律师：法治建设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律共同体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等构成,法律共同体的兴亡,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兴亡。中国律师的本质属性在于律师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实中存在着一些对律师本质属性的认识偏差和误解以及律师队伍自身的问题,影响了律师事业的发展.文章对如何巩固和发展律师在法律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建议。     

现代法治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政治制度的模式,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法制思想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讲的中国国情,当然包括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在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不能一味否定,其中也有许多在今天仍值得弘扬的东西。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亦应如此,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吸取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所独有的东西,把中西两种法律文化融汇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     

法律入侵的生态学分析

基于法律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发达国家法律时常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影响落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不适合本国实际发展需要,外来法律往往演变为入侵法律并造成系列社会危害,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需对法律入侵保持清醒认知和必要防控。通过界定法律入侵的概念,分析法律入侵的特征、类型、形成和作用机制及其社会危害性,指出占据法律生态系统演替高级阶段的西方法律基于法治先发优势入侵并干扰他国法治建设,阻碍了世界法治民主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破坏了世界法治化秩序。中国作为西方法律入侵的重要目标国,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应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也需谨慎防范外来法律入侵,积极应对西方法治霸权与法治迷信,充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通过法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之于法治的作用及建构

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好坏，除了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制外，关键还在于其是否拥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鉴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了解其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对法治发展的作用，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状，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法治建设的“中国元素”

当代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西方法的概念，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蕴有诸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其概念有更为鲜明的中国元素，也构成了中国元素法治探索与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总结并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经由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的辩证分析与合理扬弃，中国的法律体系日渐合理化、科学化；注重法治建设对民生保护、和谐社会的保障功能。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法律权威论

本文着重论述了法律权威的含义,法律权威的形成和模式,法律权威在法治中的意义,以及怎样在中国树立法律权威的步骤。作者通过对东西方法律传统进行历史性的对比考察,发现由于东西方因为历史轨迹不同,其法律权威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由于两千年专制制度等原因,决定了法律权威树立的艰难性。因此,人们应特别重视了解法律权威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同时,要采取与中国国情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法律权威树立的目标,而最后达到法治的最后目的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人治文化 ,缺乏支撑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 ;西方法律文化蕴含深厚的法治根基。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差异所致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兼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之路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法治社会的一个表征。法治社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使用特定的法律话语、独特的思维方式,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实践传统,以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为共同的价值目标,以法治为精神信仰,拥有一种自我约束、自主评价、自我管理的运作机制的职业群体。两大法系因历史、法制文化等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养成模式。中国应以司法考试制度变革为契机,借鉴大陆法系,进行法律职业改造,形成考试、培训、遴选、管理统一化的养成之路。     

自然法与中国传统的法观念

自然法学的理念一直以来影响着西方的法治传统,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自然法的发展历程,并阐述自然法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再分析中国传统的法的观念,最后分析对比得出结论,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自然法不曾在中国的法律中存在过,从自然法思想中滋生的法治理念也就不可能在受儒家正统法律思想支配的中国自然地产生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兼论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中国加入WTO后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法治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保证。当然在学习、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 ,应包括对它的选择与批判 ,应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吸纳和消化现代西方法律文明。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它将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多方面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施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中西法文化比较视野下中国法治传统考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全面依法治国,法治自然成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法治一词源于西方,那么中国法治是否就是照搬西方模式?有人也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法治渊源,期望走一条中国化的法治道路,然而更多的人认为中国本无法治传统。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解决中国有无法治传统之争,然后才能在理论上澄清中国的依法治国究竟是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明白如何让中国的传统、西方的法治与中国现实的法治道路选择完美契合。     

中西法律信仰差异探源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 ,而中国缺乏这种普遍法律信仰的传统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法律不可能同人的精神相脱离 ,法治契合人类的精神需要。因此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 ,应培育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     

从经济生产方式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形成

古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应该追溯到东方争西方最早的生产方式。西方历史上的工商业传统，一方面使得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和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民主、法治的法律意识；而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不但无产生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而且催生了熟人社会及其独特的处世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西方式的权利观念、个人争民主法治意识在中国的生成。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浅析法治的精神内核

“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对西方社会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法治建设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其积极意义不言自喻。然而,透过现象探求本质时,却发现也许我们忽视了某种更为本原的东西———法治的精神内核。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民族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铸就了民族法律文化的魂灵，而民族文化和民族法律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民族性格。西方法律文化创造了西方制度文明，但其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虽然必要，但也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否则只会“南橘北枳”。几十年社会主义法制实践证明，刚硬、冷峻的法律实际上饱含人类的悲悯之情，法律的魂灵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失落的魂灵。社会主义法治才会真正实现。     

中国问题、中国语境与中国意义——读《宪政与法治的中国语境》

宪政和法治的经验和样式都是西方的,当下中国如何践行宪政和法治呢?<宪政与法治的中国语境>一书从西方经验和中国意义、当下中国法律发展中的中国法律问题的反思和传统与民间的观照三个研究进路对此进行分析,直面中国宪政和法治发展中的问题,解读中国语境下的宪政和法治发展,彰显宪政与法治研究的中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