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和解的几点质疑与澄清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新举措,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但在实践中对其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是否产生产生职权越位、是否会影响司法公正、是否会加剧司法腐败等产生了不少质疑,有必要澄清部分质疑,走出认识误区,以利用推进刑事和解,促进社会和谐。     

浅析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在"民意"影响审判过程乃至结果的大背景下,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成为公正审判的必须。刑事立法、执法阶段,应让法律充分考虑民意,在刑事司法阶段则应让法律处于独立的位置,严格按照法律,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使个案公平司法审判。     

对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刑事和解的实质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国家三方在自愿情形下进行的利益交换。这种交换是以三方自愿同意和解为前提的,三方在进行利益权衡后做出是否选择做出刑事和解的决定,并且要在国家容许的限度内。     

刑事审判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几点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一直是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1979年《刑法》就明确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确立为当时刑法的制定依据,对其内涵,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作出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解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使命出发,根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存在不同情况而制定的,它对于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敌人,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弊失衡

我国地方司法实践早已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开拓性尝试,学界也不吝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鼓与呼,刑事和解制度的积极意义被上升到"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而刑事和解制度的消极意义却甚少被提及。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过度肯定,有陷于忽视矛盾两面性的形而上学之嫌,而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确认,更是加剧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事实上,相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其负面影响更值得分析探讨。     

对完善我国刑事司法的一些思考

<正> 刑法是国家依法治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律武器。修订后的刑法为“有法可依”提供了更充分的根据。贯彻执行修订后的刑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则需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认真组织对刑法的重新学习。1979年颁布的刑法虽经十七载的执行已基本深入人心,但依此为基础作出修订的1997年刑法因其变化巨大,仍迫切要求执法机关、执法人员以及其他单位、普通公民对其重新学习和掌握。执法者重新学习是为了做到“既准确打击犯罪,又避免利用职权、执法犯法”。其他单位、普通公民重新学习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一是为了提高法律意识,遵守法律,避免因不懂法而致犯罪的情形发生;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违法犯罪的侵害;三是为了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亲属间盗窃例外规定的再分析——基于犯罪成立理论及刑事政策的双重考察

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大陆法系各国法律有所规定,总体是与普通盗窃区别对待。对于亲属间盗窃的入罪以及刑罚之所以有别于普通盗窃行为,其根源就在于刑事政策以及犯罪成立的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考量。刑事政策是国家以预防和镇压犯罪为目的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立法政策上,也包括司法上的各种措施;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一般认为犯罪是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要素构成。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察,将有助于得出亲属间盗窃例外规定的合理解说。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几点思考

免于刑事处罚对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的规定过于笼统,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失当之处。本文从未成年犯罪和再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入手,分析宽泛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弊端,以尝试提出对未成年人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合理建议。     

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

刑事政策刑法化和刑法刑事政策化是当今刑法学界的共识.本文从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概念入手,通过对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原则和途径等方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立法趋势有更深入的理解.     

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几点建议

刑事立案监督专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以纠正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违法问题。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权，但从几年来刑事立案监督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刑事立案监督立法条文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需要从立法角度予以完善。     

刑事和解与刑事法理论的融合

刑事和解作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一项制度设计,既需要有刑事实体法相关理论和规定作支撑,也需要有刑事程序法在制度上保障其实施,刑事和解作为刑事法领域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要注重与刑事法理论的互动.     

对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几点思考

当前,分配不公、犯罪黑数、经济赔偿、矛盾调处、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问题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适用,我们应当从此五个方面正确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几点思考

当前,分配不公、犯罪黑数、经济赔偿、矛盾调处、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问题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适用,我们应当从此五个方面正确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本文从刑事政策定义的不同解读入手,通过对欧陆刑法学说史的研究以及对欧陆刑法学行为价值学说的辩证分析,正确阐释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现代欧陆刑法学说史证明了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的走向,而不同国家坚持的不同刑事政策立场决定了一个国家主流刑法理论的选择。同时,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浅谈国际刑法的发展及对国家刑事管辖权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刑法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其成果之一就是国际刑事管辖权得到了确立和强化,与此同时国际刑事管辖权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也日益激烈。两者的关系既有对抗性又有相容性。本文主要从相容性的角度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冲突关系并基于平衡国家司法主权和国际刑法发展的考虑,对国际刑法发展下的国际和国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进行理性认知和研究,这将是更好维护国家刑事管辖权的理论基础。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

罪刑法定原则根本就不能包含“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内。所谓刑事和解与“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理论矛盾”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刑事和解是综合了犯罪人的罪行和人身危险性得出的结论。恢复性司法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刑事处罚个别化。犯罪行为危害社会与侵害被害人的两种性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危害社会和侵害被害人是从不同视角观察犯罪行为而得出的结论。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但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和内容则是侵害被害人的利益。“狭义刑事和解就是有罪无责”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概念。在刑事和解的制度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是以非刑罚处罚的方法实现的。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刑事法律关系可以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     

刑事法官解释刑法的几个问题

刑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由于对刑法条文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判决结果不一致,直接影响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并造成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对待。刑事法官在适用刑法时唯有掌握科学的解释方法和路径,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解释刑法时掌握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应成为刑事法官的职业技能之一。从刑法解释权的性质、刑法解释领域的特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等角度可以得出刑事法官解释刑法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规则。     

论传统刑法文化对刑事司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改进

当今中国比较先进的刑事司法制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试图从刑法文化视角进行诠释。主要观点是:(1)刑法文化包括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刑事司法不能很好地遵守刑事法规定现象产生的原因。(2)之所以发生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影响当今法官观念性刑法文化的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存在不足。(3)要想使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实现,就必须改进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之不足。     

浅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中政委提出了在政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那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否存在冲突？二者之间存在什么内在的联系？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呢？在此笔者围绕这些问题作一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