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由与合同信用监管研究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社会中若对合同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合同自由背离合同正义;反之过分干预,就有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合同信用监管则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这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在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合同签订和履行等进行监督和处理的行政监督管理活动。本文在对合同自由和合同信用监管基本理论分析阐述的基础上,就我国在当前形势下妥善处理两者之间关系．以促进经济交往顺利进行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等提出相应的建议。     

公法与私法博弈视野下之论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

合同的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为了期待利益而为之行为的评价.时至今日,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的不断深化,致使公法在私法领域的效力问题需要明确的答复,也需要对违法合同效力问题给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法律上的回应.本文通过对我国处理违法合同效力问题的法律规范现状的综述,给出处理建议.     

从商法角度看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构建

随着新《公司法》的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在法学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浪潮。立足于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历史发展及现实情况,本文将从商法的角度,探讨公司社会责任的涵义和我国目前《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现状,并对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德国法上的批准生效合同研究

德国法上的批准生效合同制度借助立法、判例及学说，从适用情形、批准行为的定位和批准前合同的效力等三个方面展开。在适用情形方面，首先区分为基础行为或履行行为须批准者，然后再就前者区分为行为自身或“前置行为”须批准者，而与违反强制性规定制度相沟通。在批准行为的定位方面，目前的趋向是“排他地”适用公法，私法规范一般不再准用，但也不得不作为评价的因素被征引。在批准前合同的效力方面，坚持认其为效力未定状态，强调与条件制度下“未定状态”的分别，并在当事人之间确立了层次复杂角度多样的义务关系。     

法理念视野下的预算法修改理路

预算法理念是预算法的内在规定性和思想灵魂,决定并指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的整体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曲折的修改历程折射出预算法理念在立法实践中渗透的有限性。理念的模糊和观念的陈旧是社会转型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的掣肘,从而对预算民主的推进形成一种现实的梗阻。预算法理念可从多个向度予以描述和诠释,民主宪政、社会本位、正当程序和可诉性构成了现代预算法理念的基本维度。立法机关应当在信守上述法理念的基础上探求预算法的修改理路。     

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社会信用法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本法,制定这部法律的首要问题是立法模式如何选择,核心问题是信用主体、客体如何界定。以信用主体和客体界定为视角展开学理论证,是研究社会信用法立法模式选择问题的重要进路。关于信用客体,社会信用立法应当将经济信用和公共信用均纳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范围;关于信用主体,基于构建公私一体遵循的诚信价值观需要以及当前公私融合、"对事调整"综合立法的实用主义观念,公权力主体的信用问题应当纳入社会信用法进行调整。在立法体例上,采取以私权利主体的信用调整为主、适度衔接公权力主体信用问题的"折中"立法模式,是社会信用法较为理想的立法方案。     

网络交易合同信用缺失的法律规制

在阐述网络交易合同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就网络交易合同信用问题进行探讨，主要以网络交易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的过程为线索，对网络交易合同主体、意思表示、条款、标的以及履行、解除等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进行分析，为保护网络交易消费者的利益，应对网络交易合同信用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论应当赋予侵权债权在破产分配中以优先地位

＂三鹿＂奶粉事件凸显在企业大规模侵权下在破产程序中赋予侵权债权普通债权人的地位具有不合理性。赋予侵权之债债权以普通债权的地位是对私法概念的曲解,违背了民商法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不符合商法追求社会效益的价值诉求。基于此,应当赋予侵权之债在破产分配中以优先地位。     

信用衍生工具与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比较

诞生至今,信用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蓬勃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及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融合,信用衍生工具已逐渐跃人我国金融业界的视野,并有望随着利率的市场化、政策的逐步放开而在我国     

视野有效值法和视野评分法评定视野损害的比较和评价

视野有效值法和视野评分法分别是当前国内、外用于评定视野损害的主要方法,本文对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内容、计算过程进行分析和比较。视野有效值法较便捷,可操作性强,当视野缺损位于周边视野时,视野有效值法适用性较好,但视野缺损累及中心10°视野时,存在较大误差,使用时应结合视力受损程度、其他检查等综合分析。视野评分法有诸多特殊规定,操作较繁琐,但更具科学性、准确性,在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前景值得期待,其依据的科学理念也值得在制修订相关标准时予以关注和借鉴。     

反思“商事通则”立法——从商法形式理性出发

商法形式理性的特征是商法的确定性、可预测与可计量。商法的形式理性体现为规则化与内在体系化。商法典并非商法形式理性的必然结果,大陆法系商法的形式理性与英美法系相同。＂商事通则＂并不是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超越,而是实质上的民商分立,其体系与内容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典并无二致。我们应该反对商法的形式主义,坚持实质主义的民商分立,冷静对待＂商事通则＂立法,完善商法各单行法律、法规。     

合同视野下的表演者权利实现研究

新技术的发展给表演者权利的保护带来新的提升,但表演的价值实现需求,以及合同自身的便捷性、事前性、补充性、灵活性,受到表演者权利保护不同模式国家和国际公约的青睐.目前我国除了在著作权邻接权中保护表演者外,应更多关注合同的权利实现方式,坚持意思自治前提下,贯彻平等、公平的合同价值目标.此外,我国需要从理论和组织上做好完善科学的集体合同准备,让基础的集体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成为表演者权利实现的最低保障.     

继续性合同及其类型论

理解继续性合同的概念,应着重把握时间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关键之处并不在于给付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而在于给付本质上的无限延续性,从而,时间的长短决定总给付范围的多寡,这是继续性合同的基本特色。继续性合同可分为固有的继续性合同、继续性供给合同与继续性交易关系三类。需要辨明,总给付范围自始可被预估的连续供应合同也属于继续性供给合同;电、水、气供应合同及电话合同在给付构成上虽略有不同,仍不失为继续性供给合同;现代企业间的继续性交易关系也是一类继续性合同。     

试论消费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

1 96 4年英国《租赁买卖法》中出现的有关“冷却期条款”的规定 ,标志着消费信用合同“冷却期”制度的产生。设立“冷却期”制度的目的和实质 ,就是给予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后的一定时期内 ,在不负违约责任的前提下解除合同的权利。债务人在“冷却期”内解除合同后 ,有权要求债权人返还其在消费信用合同下支付的全部价金。债务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冷却期”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 ,时间长短的规定也不一样。引入“冷却期”制度 ,是今后我国消费信用立法必须研究和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合同形式简论

《民法通则》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是符合“契约自由”原则的先进的立法观念的 ,但《经济合同法》却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要式主义的合同形式规则。现代合同法兼顾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两项价值 ,合理地确定不要式主义与要式例外的合同形式规则。我国统一合同法反映了现代合同法的立法观念 ,对合同形式进行了完善和丰富。     

信用立法思考:我国未来三大信用法

加快信用立法已是全社会共识。与大多数从信用信息安全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角度讨论信用立法不同,从现实情况与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情况,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务诚信、重要目标—社会治理、运行基础—“三大征信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出台“信用行政监督法”“全民正义诚信法”“统一征信法”三大信用法律的思考与构想,分析阐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信用立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反内幕交易法的公平性基础——从内幕交易“无损害”假说谈起

内幕交易是否违反法律的公平 ,多有争议。内幕交易“无损害”是反对以法律方式禁止内幕交易的逻辑起点。本文在介绍无损害性假说并对之提出针对性的批判之后 ,循着“以人为中心的公平”的论证体系 ,对内幕交易的不公平性作了分析 ,为反内幕交易法的公平性基础提供了新的理论构架。     

浅谈律师与企业合同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合同已成为企业获取信息最广泛、最具体、最直接、最迅速的渠道。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其中各项都要运用合同来明确。因此，合同管理关系到企业的生成和发展，是发挥市     

银行存款所有权的归属与行使——兼论存款合同的性质

银行存款所有权的归属在法律上的不同规定 ,直接导致人们认识上与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故对其从理论上予以探讨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物权与债权的不同效力的分析 ,结合银行破产案件中存款人与取回权人的不同待遇、银行信用创造职能的发挥、以及国外关于存款所有权归属立法的经验 ,明确提出存款所有权属于银行、存款人通过让渡存款所有权而享有存款债权的观点 ,并期望统一国内相应立法。     

论依法行政视野下行政合同中的价值冲突

行政合同是近现代社会民主观念的产物,它兼具公私法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具有权力因素,另一方面体现契约精神。虽然行政合同中所体现的权力性与契约性存在着价值冲突,但从依法行政视野下探究其本质可以发现两者关系,不仅不存在价值冲突,而且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