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投资人在公司治理中对关键资源能力的投入与控制

投资人对公司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直接决定了公司治理的状况。投资人通过正确有效利用重要的公司治理工具——关键资源能力，能够实现公司治理的最终目的。通过对德力西集团与施耐德电气并购案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人对关键资源能力的投入与控制水平差异对公司治理产生的显著影响，从而显示了慎重和妥善进行关键资源能力的投入与控制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智慧法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宣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求法治现代化。算法能力的不断提高,大数据的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成为国家智慧法治的重要科技手段。科技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不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拓展法治的重要实践路径,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智慧法治进一步稳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形塑公民的主体思维,以及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必然面临的重大社会变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宣言。国家治理是现代科技应用的重要场所,不断深入整合现代高端科技,塑造国家治理的科技路径,使之成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科技引擎,演绎现代法治发展的重大历史篇章。     

论股东赋权主义和股东赋能的规则构造——以区块链应用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改革呈现出股东赋权主义的趋势,通过增强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力,降低公司两权分离所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例如股东代理投票权规则、投票权征集规则、股东的查阅权规则和股东提案权规则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上述规则在对股东进行赋权的同时忽视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可能带来的被代理人成本问题,从而影响了股东行使权利的实际效用.降低被代理人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股东参与治理的能力,降低股东参与的冲突成本,这就需要在现有的股东赋权规则的基础上增加股东"赋能"的纬度.公司治理的数字化,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在上市公司的试点应用,提供了一个可能改进股东"赋能"规则的进路,通过分布式记账和共识机制降低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我国未来公司法修改也需要面向未来,在规则构造上体现数字化发展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     

美国公司治理评级的法律与政策之反思——兼及对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影响

公司高管薪酬严重失范,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对公司治理评级的需求,因为对公司治理的定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大量的文献梳理和经验研究却表明,公司治理评级机构所赖以运作的法律与政策,评级机构身陷利益冲突等结构性困局,削足适履式的评级理念和评级方法对公司治理创新之抑制,均使公司治理评级机制离期望值相去甚远。我国亟需确立遵守或披露的公司治理评级路径,增设雇员评价为一项弹性标准,披露治理评级的标准和方法,完善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     

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与提升——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反思

国家的监测能力既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国家监测能力有助于确保政府充分了解社会运行情况,作为其决策和政策执行的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和提升对于危机管理的实施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各地在实施某些疫情防控措施上的差异化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其国家监测能力的差异。在对国家监测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并预警的同时,如何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挖掘技术赋能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依然是公共管理学界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依宪治理

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对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大决定,必将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惠及全国人民,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法治化,而法治化的基础是依宪治理。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形成机制探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从博弈论的角度,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相关方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各方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由其影响公司决策的能力、意愿和合法性三方面要素决定。     

我国地方立法的能力构成与质量提升

立法能力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为实现立法目的、满足立法需求所具备的能力和能量。地方立法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法治扩散旨在将一地法治建设成果推向全国,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是地方立法的根本遵循。立法需求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内在动力：提高立法技术规范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必由之路,服务乡村治理需要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内生动力,突出地方特色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关键举措。法治环境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外在机理：公众参与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支撑,坚持党的领导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政治保障。     

基层公安机关公共安全治理创新的困境与突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当前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亟需基层公安机关通过创新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这不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尝试,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警力配置、绩效考核、福利待遇等限制性因素,以及警民信任关系、部门协调联动等制约性难题,使基层公安机关陷入公共安全治理的困境。因此,通过不断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可有效破解治理困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格局构建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法律实施、法律监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能动履职。加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分析,发挥基础理论指引作用,有利于拓宽工作视野打开工作格局,促进创新能动履职。检察机关应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环境,构建法律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全方位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从而实现以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职责明晰和协同治理:提升政府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深入考察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可以发现,纵向上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同构,横向上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碎片化,影响了中国政府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提升。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是: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职责,在横向上整合相关政府机构的力量,形成治理的协同效应。     

中国共产党危机治理能力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党的危机治理能力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新时期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增多,对党的危机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突发性事件来临的时候,我们党总是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化解危机,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从公司法思维审视家族企业控制权之争

家族公司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家庭治理现代化,为促进企业基业长青,提升家族企业治理水平,必须把完善家庭治理放到首位近日,当当网的创始股东夫妻二人李国庆与俞渝争夺公司公章的新闻上了热搜榜,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围观点评与扼腕叹息。类似戏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协调与平衡

本文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准则与公司治理结构实务的协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处理企业与外界社会群体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则主要针对企业的内部事务。企业社会责任追求的是如何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公正对待受到企业影响的群体,而公司治理结构则往往追求对企业进行有效率的管理。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提高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构成的挑战和如何协调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所构成的挑战有许多共同之处。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两种挑战都源自认为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论断,以及分别负责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专职人员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本文作者从选择性适用与体制能力的模型出发,探讨了中国在协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与公司治理结构中所面临的规范设置与组织结构方面的挑战。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直接代表了政府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可以使我国更加从容地应对转型时期多发的社会问题。治理理论为我国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结合治理理论,认为制约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的障碍主要有公民社会发展的滞后、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过于集中,只有解决这几个问题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问题。     

走向机构竞争模式——关于比较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

在比较公司治理研究中，许多人花费大量的精力要么寻找所谓的最佳公司治理制度，要么将公司治理制度与一国整体经济表现的联系。实际上，不同的融资方式会导致不同种类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这些不同利益冲突问题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制度．因此，世界上并无最佳的单一公司治理模式．而且，由于不能精确衡量不同公司治理制度在降低因债务融资和股份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方面的作用，加之，公司治理只是影响经济表现的诸多难以评定的变量中的一个变量，将公司治理和经济表现挂钩显然存在问题．因此，在比较公司治理中可采用一种机构竞争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的不同融资方式上，此种取向会使债务融资和股份融资之间产生竞争，并进一步形成因适应、试验和竞争而产生的公司治理下属制度，投资、贸易的全球化和人们对公司治理不断增长的知识会使不同国家更容易建立和完善其各自的公司治理下属制度．这一机构竞争模式具有预示发达国家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能力，对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治理下属制度及为这些国家提供机构交革的方向都非常有用。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解析、制约要素与提升方略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评价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指标,关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效作用、效率能力与效果效益。因而,要从学理上科学解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厘清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要素。同时,要从实践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法策略。为此,要着重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重视以文化人,培育公共精神;注重放权赋能,完善治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治理机制。     

论公司犯罪的刑事责任构造

公司犯罪是公司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公司犯罪的刑事责任表现为双层结构:一层是刑事责任要件,由刑事义务、归责能力和归责要素组成;另一层是公司的刑事责任分担,包括分担的理论解说和分担原则解释。公司的何等人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需要运用过错和职位两个规则,并结合各国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