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治理进程中的体制吸纳与精英结盟

农村治理体制通过＂行政吸纳＂将体制外精英纳入治理体系,这一纳入过程也是实现精英结盟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又是以党组织为媒介来实现的,党组织的低度社会化造成农村组织化的社会权力消失,农村权力结构失衡,进而使得组织化的治理权力易于侵害农村个体,导致农民抗争。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促进法》视域下村民自治的优化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发挥好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村民自治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民自治过程中普遍存在村民对村庄事务关注度较低、自治主体结构失衡、自治能力较弱等问题。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关注度；建立体制机制，积极吸纳人才；规范权力运行，提高自治水平；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治理效果来优化村民自治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吸引村民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落实好《乡村振兴促进法》,助推实现乡村振兴。     

典型评选：县域统合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鄂西南F县的案例

县域典型评选是从群众中挖掘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人物，以此产生社会宣传价值的评选活动。典型评选活动以县域精神文明建设为本质目的，县级党委政府通过高度组织、层层竞选、考核督导、公共宣传等统合治理机制对其进行整合、识别、管理与推广，以产生社会治理与政治宣传的双重效应。因吸纳多中心工作任务，典型评选逐渐以多重政府目标为导向，其复杂政策与简约治理体制之间蕴含张力，容易造成基层工作负担过重、群众参与意愿不强以及县域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开展典型评选活动时需要弱化行政意图的冗余目标，完善和强化乡村组织体系建设，合理引导县域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     

合村并组背景下村民小组长的治理逻辑——以重庆市蔺市镇L社区村民小组长为例

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将乡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集体中解放出来,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合村并组作为税费改革的"衍生政策",给乡村自治体系和治理单位带来重大影响。村民小组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和政权肌体的最小细胞,成为连接家庭单元和行政单元的重要认同单位和治理单元。村民小组长作为一个独立的治理主体,获得村委会和村民默许的权力,在乡村治理体系中,作为"代理人"和"当家人"跟村委会和村民进行互动,具有一定的权力空间和寻租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村民小组不是处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静态空间结构之中,而是处在与村委会和村民的动态互动关系中。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     

引领型协同治理：脱贫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基于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实践的分析

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核心议题,也是脱贫地区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引领型协同治理是基于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三抓三联三保障”实践缔造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以核心治理权力引领和多维互动治理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创新及行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振兴。在引领型协同治理视域下,推动脱贫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要注重强化政治势能和党建功能,推动利益紧密且可持续联结,厘清组织的权责边界,优化政策制度环境,以此拓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为乡村建设提供新的组织资源,持续激发基层社会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