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社会管理创新:非正式制度视角思考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国家政策、法治等正式制度层面上,而对社会力量及其非正式制度约束则轻描淡写。制度学派建构的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非正式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次呈现出新生与依附、阵痛与抗争、蓄势与回应的运行特征。如何实现制度的配合与协同,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一个全新命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须着力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农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对砚山县鲁都克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不断解构和重塑着农村社会,对于至今仍然拥有68万多个村庄的农村社会来说,伴随着农村社会的重大转型,以传统惯性表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但没有快速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作为一种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约束力量对农村治理产生较大影响.重视民间治理资源,实现农村社会非正式制度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双向互动,为农村善治提供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是国家农村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基层政府的多重非正式权力建构——基于湘西A乡三个纠纷调解个案的分析

本文试图探讨基层政府在基层社会矛盾突出、结构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维持基层社会稳定何以可能的问题。作者以湘西A乡乡政府对三个地方纠纷处理的个案为例,归纳出基层政府在与乡民的长期互动中建构起来用于地方治理的四种非正式权力:对正式权力的非正式建构使用、基于知识优势的文化权力、基于利益一家族关系网络的网络权力以及基于庇护乡民行为的道义权力。本文认为,基层政府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够在结构性资源之外灵活地建构起面对乡民的多重非正式权力。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非正式约束下的政策参与研究

非正式约束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社会.当前中国南于面临着国家建构和民主建构的双重任务,正式规则的建设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很多利益与诉求以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形式向体制寻求表达.本文在对非正式约束的内涌和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区分了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匿名性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对机式政策参与四种政策参与类型,并且认为中国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发展方向应从提升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化水平和程度、划定公民理性参与范围,重视地方性知识的运用三个方面建构生产性制度,实现非正式约束与现行制度的耦合.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非正式约束与中国企业家培育

在制度变迁中 ,如果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相容能使正式约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要建设适合企业家成长的非正式约束环境 ,就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习惯与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部分对企业家成长会产生消极影响 ,政府应以制度供给引导与企业家成长相关的非正式约束变迁方向 ,以期改善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非正式制度对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农村法治建设离不开本土资源,而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成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与国家正式制度并行的关系中,农村非正式制度影响着农村法治资源的绩效,并产生了二元的制度结构、加强了农村天然的社会关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法律意识增强,这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引导协调,使之成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积极促进因素。     

试析非正式组织的成因及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联系更加紧密,人们组织的活动更加规律化。既存在规范、有目的、强制性的正式组织,也存在随意、松散、自发的组织。在这个高度社会化的集体之中,非正式的组织正在蓬勃发展。它在给组织带来积极效益的同时,一些消极影响也显现出来。主要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非正式组织存在的缘由,以及非正式组织在组织活动中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进行阐述,进而浅析如何管控非正式组织的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正式制度保护探讨

非正式制度的内生性决定了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合,具有共同价值理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着凝聚与社会控制功能、价值指导与激励功能以及行为规范与隐性教育功能等.因此,本文提出要尊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代际平衡”原则,淡化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探索非正式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运行机制与开发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享心智模型与适用柔性管理制度的自主组织,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与保护的功能.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以政治意识为视角

乡村振兴是党推进"三农"问题的战略抓手,其实现必然要通过治理现代化来推进。治理现代化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政治意识,对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依靠的资源和力量。文章通过对政治意识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关联性分析,通过培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意识,提升农村治理,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意识共识。     

村落宗族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宗亲社会,宗族势力的影响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蔓延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宗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发挥着巨大作用,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作熟人社会,人们之间以共同的乡约或者习俗为纽带,认同村落中有声望的长老或者族长的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族在乡村社会中充当着"正式治理者"的角色。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期间,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并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地公有制改革,导致宗族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缓冲的作用逐渐消失,宗族走向没落,其正式治理者的地位逐渐消失,成了非正式影响者。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宗族得以恢复,并且有了新发展。     

走近企业非正式培训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国外越来越多优秀的企业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培训问题，认识到在正式培训迅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非正式培训对于企业和员工发展的重要价值。本文在总结非正式培训现状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思考，对非正式培训进行了定义；分析了非正式培训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企业进行非正式培训的几种方式以供参考。     

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

当前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客观上为农民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空间和社会环境。而基层正式组织的弱化则使得很多农民走向非正式组织来寻求社会互助和满足精神需求。对当前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进行认真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关系,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发展,从而整合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人力规模有了显著的增长。在对中国政府人力规模过快增长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了中国政府人力规模过快增长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防治妨碍构建适度、合理的政府人力规模这一政策有效执行的非正式制度因素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现实表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复合了制度环境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借助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互形成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对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作用参与者实施非预期行为,增加正式制度执行成本,进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降低。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通过耦合效应,推动政策实施并促进绩效增长。     

非正式制度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

在中国现阶段,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轨过程的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全面的和谐社会观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里,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无疑会和人为设计或引进的正式制度有矛盾和冲击。我们有必要检讨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当中,有哪些是适应现代化内在要求或者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的,有哪些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非正式学习的影响

大学阶段是学生的学习形式发生转变的重要过菠时期．特征表现为以非正式学习为主，而非正式学习的进行离不开各种媒体的支持。同时，大学生有充裕的时间，在学习媒介的选择上较自由，本文主要针对大学生的非正式学习状况，大众传媒对大学生的非正式学习造成的影响进行探索，旨在帮助大学生在非正式学习过程中实现学习效果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