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刑罚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 ,这批简文对刑事责任年龄、故意与过失、数罪的处罚等都有较细密的规定。其它刑罚原则有诬告反坐原则、证言不实反坐原则、连坐原则、上诉不实加刑原则等。汉律在定罪量刑时 ,充分考虑皇权和尊长的地位 ,对于触犯皇权和尊长都要从重处罚。此外 ,对于触犯人伦、群盗犯罪以及官吏犯罪也予以重惩 ,而对于自首和犯罪后自动减轻犯罪后果等则采取从轻处罚的原则。汉初的刑罚原则与秦律所载刑罚原则基本相同 ,西汉武帝以后在具体的操作细节和适用标准方面有所改变。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汉代处罚文书犯罪的特点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对伪作制书、一般官文书,伪写、毁坏、遗失、盗窃玺印,更改文书传递方式、延误文书传递时间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律令条文。从汉代对文书犯罪处罚的律令看,突出了根据被伪写文书及玺印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来定罪、采取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违犯文书规定者进行判罚、区分伪写文书和玺印等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同进行定罪、处罚的文书犯罪行为涉及到文书制作和管理的各个环节等几个特点。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诸侯”——历史笺释与法律考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的“诸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密码，其不仅有历史名词的“所指”，还有作为法律主体的“适用范围”。基于现有的材料，精确地界定其“所指”可能存在困难，但判断出其适用范围则是可能的。从已知的汉初政治法律环境来看，“诸侯”的适用范围可能不仅仅包括汉初统治者册封的同姓或者异姓诸侯，还包括六国王室的后裔，秦末农民战争中自封或被封的诸侯及其残余势力以及汉初军功集团，还可能适用于匈奴。     

论张家山汉简《收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重要的简牍、帛书文献在我国相继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接连不断的惊喜。这些文献在价值上足以和王国维先生所谓“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相媲美,其对法律史研究之巨大价值亦不言而喻。众多失传已久的古代律令、流沙掩没的司法文书、深藏墓穴的先秦佚籍,它们的再现每每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在法律史学界,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样受到广泛重视。目前文献之出土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屡有重大发现见诸报端。本期特组稿件对此问题予以研讨,并以之纪念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20周年。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张伯元教授抱病为本刊撰写专稿,在此特致谢意。     

张家山汉简《告律》考论

张家山汉简中首次发现汉代的《告律》,可以改变人们对汉代法律的认识。唐代有关著述都认为汉律中有关告劾之事包括在《囚律》之中,但根据张家山汉简有关资料来看,汉初《告律》是单纯的有关告诉之事的法律,而《囚律》则是单纯的断狱之法。汉《囚律》演变为唐之《断狱律》,而《告律》则为唐《斗讼律》中“讼事”之源。秦汉律关于告诉的法律可分三个部分,一是设立各种罪名及相应的刑事责任来规范告诉,二是规定对某些告诉司法官员可以依法勿听,三是鼓励人们告奸及自告但又严格区别诬告与告不审。     

张家山汉简《亡律》考论

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亡律》的解读,探讨了汉《亡律》的立法沿革,并将汉《亡律》与其它各代相关立法进行比较,对秦汉时期不同类型逃亡及舍匿亡人犯罪做了法理分析。此外,对秦汉时期逃亡犯罪的社会原因做了初步剖析。     

《二年律令》所反映的汉代告诉制度

告诉是行为人主动揭发他人或自身罪行的行为。汉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告诉制度。汉代的告诉制度可分为告发和自告。告发是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告诉行为;汉代法律对告发主体的身份、年龄、告发的时间均作了一些限制规定;有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职务上牵连关系人之间有告发的义务;同时禁止匿名告发。主动告发他人犯罪的予以一定的奖励,错告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诬告和告不审。自告是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并坦陈自我罪行的行为;根据汉律规定,有罪而先自告者可获得一定的减免处罚。     

从出土《田律》看秦汉法制的变革--以睡虎地秦简与《二年律令》为中心

史书多有“汉承秦制”的记载,并且除郡县、职官、律历等制度之外,在法制方面也多有秉承。20世纪以来出土秦汉法律文献的问世印证了这一点。不止于此,已有学者发现汉对秦法制除继承之外,也有发展变革之处。以出土秦汉《田律》的相关内容为中心,揭示了汉对秦法制的具体变革。汉较秦在田、道等规划管理制度上有所加强;从秦到汉阴阳五行思想呈现逐步向法律领域渗入的趋势;汉初基本继承了秦的赋税名目,但有一定减轻。此外汉代加大了对马牛的重视与保护力度,在酒禁政策上也有所发展。     

试析《二年律令》之“船人渡人而流杀人”条

本文通过封“船人渡人而流杀人”条中的犯罪进行犯罪构成研究和对其中的法律责任追行分析．发现了该条反映的《二年律令》的四个特征：即《二年律令》严格以法治吏，区分故意与过失，诸法合体．立法“取宜於于时者”。     

《晋书·刑法志》与汉《九章律》

本文主要针对《晋书·刑法志》中关于汉律九章的记载而进行探讨。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汉律九章有了新义。汉初萧何在《法经》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而汉代法典体系的发展、成型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近年来《二年律令》及其他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证明汉律远非九章,但汉代法典基本体系仍是在《九章律》的基础上形成的。     

左手伦理 右手法律——《继承法》的破局之惑

从1985年到2014年,在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时,《继承法》不得不面临逐渐高涨的修订呼声。例数新中国成立后历部法律的出台时间,颁布于1985年的《继承法》已经算是其中的＂老资格＂。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组成单元的家庭,在具有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有着特别的意义,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延续,除了受制于一些历代相传的民间习俗外,也需要法律的调整,所以,对于一部分中国的老百姓而言,虽然颁布的诸多法律显得有些陌生,但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的《婚姻法》和《继承法》却依然会引起他们最大的关注。     

夹缝中的法律移植与传统创造——《大清著作权律》述评

作为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更多是外力催化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因而深深烙上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印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它还是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中国人开始慢慢了解和接受著作权观念,并成为中国著作权法发展的规范源流。《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既是移植法律的过程,也是创造传统的过程。     

《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一种主要而又特殊的民事法源，源自《大清现行刑律》，但在立法层面，《大清现行刑律》从“刑律”到“民法”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即未形成统一法律文本样态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司法机关适用该法源时面临着三大难题：无统一明确的内容该如何适用？相关律(例)文未去刑罚化如何用于民事审判？旧的律(例)文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法律制度？大理院以判例和解释例，确认并明确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内容范围，从原刑律条款转化出民事效果，并通过法律解释、类推适用和假借等方式，保证了其在民初司法实践中的正常适用；经由法律概念的对接、民法理论的融合和权利观念的渗透，实现了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创新，使其成为中国民法近代化历程中新旧之法融合的一个节点和枢纽，构成近代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环。     

从《鹿特丹规则》看国际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

在总结对《鹿特丹规则》不同评价的基础上,揭示《鹿特丹规则》效果和目标存在的偏差,提出该公约存在的问题将限制其作用,影响其统一化的目标。建议国际社会继续探讨国际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统一途径,并建议中国暂时不考虑签署和加入《鹿特丹规则》。     

19世纪末中国民法学的“绝响”——马建忠《法律探原•户律》评述

马建忠的《法律探原·户律》是《法国民法典》第一编的编译稿。此书不是严谨的译本,而是采取中西文化夹杂叙述的方式,回避了《法国民法典》中一些重要的立法原则,甚至不乏偷换概念的情况,这样写作无疑是要迎合19世纪末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观念。该书把《法国民法典》第一编改写为五个部分,即户籍、丁幼、立家、婚姻、嗣续等,实际是以家庭为核心重构民法体系,而《法国民法典》第一编的核心概念"自然人"与"民事权利",在译述过程中隐而不彰。《法律探原·户律》写作于近代中国发生社会革命之前,可以看成是当时的人对将来中国民法体系的设想。     

析《二年律令·田律》“诸马牛到所”条——兼与曹旅宁先生商榷

《二年律令·田律》“诸马牛到所”条保护的对象不仅仅是马牛,还有牧马牛之人。杀伤牧马牛之人的行为有弃市和完为城旦舂两种处罚。     

从《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看边沁的法律思想

边沁的思想体系庞大恢宏，核心是功利主义。该文从分析功利主义的概念及渊源入手，阐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犯罪观与刑罚观及犯罪控制理论。关于犯罪，边沁认为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认为应当禁止的行为。对于犯罪应根据其惊恐程度确定刑罚方法，惩罚的程序应与犯罪的惊恐性成正比例关系。但为保证刑罚限制在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限度内，边沁认为刑罚适用应讲究罪刑相称。指出当刑罚是滥用、无效、过份、太昂贵时，则不应适用刑罚。边沁的犯罪控制理论由犯罪的事后处罚及事先预防两部分组成     

故事与汉魏晋的法律——兼谈对于《唐六典》注和《晋书·刑法志》中相关内容的理解

在汉、魏、晋时期 ,故事与律、令、例、比、品式章程、制诏等法律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故事通常是国家立法定制的一种经典依据 ,而法律适用中的事例往往又成为故事的一个主要来源。晋朝还曾将典型故事修定汇编 ,与律、令并行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关于故事与汉、魏、晋法律的关系 ,学界的认识颇有分歧 ,对于《唐六典》注和《晋书·刑法志》中相关内容应如何理解也值得探讨。因此 ,有必要运用史料辨别、分析故事与上述诸种法律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揭示其间的辩证关系。     

从“斗争与妥协”看美国法律的实然——《美国法律史》读后感

《美国法律史》用较为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介绍了美国法律史。它揭掉那被众多国内学者披上的辉煌美丽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性的法律,以及随之兴衰的法律职业群体。     

从经济学的视野看企业集中法律规制——兼评《反垄断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集中出现了负面效应,需要法律的规制,在这种情况之下,《反垄断法》的颁布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的进步,使我国经济法体系日趋完善,但是该部法律还是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在简述企业集中的概念界定、范围、类型及立法思想的基础上,对我国《反垄断法》关于企业集中规制的基本原则、规制范围、豁免制度、申报审查程序、实质性标准、附条件批准、执法机构、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简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