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视角看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在长时间地学习、适应国际法之后提出来的,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平崛起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国际法的历史性突破,它势必推动国际法的创新,加快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际法与维护世界和平

本文从国际法基本原则及联合国安全体制着手,分析了国际法在促进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与成就,并探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际法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同时肯定了国际法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国际社会加强协作,它将继续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中国政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的外交。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其核心是中国努力争取一个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同时,中国又以自身的日益强大增加维护世界和谐的力量,促进全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实路径和目标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一是国内层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是国际层面——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①由此可见,和谐世界既是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和平与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而和谐世界的构建,必须依靠国际法来维持和完善,所以国际法就成为中国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外部法律基础。     

浅谈中国和平发展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提出以及国际法的产生和作用,然后论述了中国和平发展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两者是一种交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重要的外部社会基础,而国际法是构建和谐世界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在国家间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里,一方面,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外部环境、建构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提供国际合作的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内和对外发展战略势必要受到国际法越来越多的约束。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必然对国际法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以及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普遍核心价值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它对于中国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切身利益也与国际法紧密相关。随着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我国必将对推动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发挥更加令人瞩目的作用。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法思考

一国崛起既取决于一国的国内因素,也取决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从其发展的国际环境、国内实际出发,坚持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就是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增强综合国力,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国际法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中国要充分运用国际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浅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国际法问题

国家作为国际法最主要的主体,在维护国际法的作用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正确的处理其与国际法的关系对其自身的发展及国际法的完善都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维护国际法的作用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更是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国际法的保障。本文通过对国际法及其作用的分析,提出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国际法,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法律如何与国际法接轨。     

论国际法与和谐世界

利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是法学家们的崇高理想,国际条约是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方式,推进国际经贸发展与解决经贸冲突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措施,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目的在于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从谋求国际和平到建立和谐世界是国际法目标的超越。“国际法—国际和平—和谐世界”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     

论国际法的财产权逻辑

财产权与主权的关系、财产权与国际和平及发展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实践的基本趋势,以及财产权内涵的确定性都表明,在理解国际法方面,财产权逻辑可以构成传统主权逻辑之外的另一进路。迄今为止,国际法的财产权逻辑在权利主体、规制标准以及保护手段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在财产权观念方面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对于以往以及未来的国际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财产权逻辑的进路促使人们认识到国际法实践在主权之外还存在着或许更为绵长的动力,即财产权,从而有助于国际社会借鉴国内成熟的财产权法律经验,以国际法基本宗旨为基本依据,解构并重构现行国际法财产权逻辑,以切实实现并长期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进而推动国际法治。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一种“自下而上”对国际法分析的理论

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相互依托、互相促进。斯劳特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正是一种渊源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尝试为国际法学开辟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无疑,这是对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的一个很好的弥补,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当然,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存在的不足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探讨

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由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而形成两个独立的专门法学部门。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主张及不同认识的结果预测为国际私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法,而又是并行发展的两个专门法学学科。     

试论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渊源是国际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在现实中的使用却极其混乱。因而有必要对法的渊源的含义进行考察,以重新界定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和外延,区分国际法渊源与国际法表现形式这对经常被混淆的概念。     

国内公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际法包括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和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近现代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但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复杂必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等级制与集中化架构,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后发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受到较为成熟的国内法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在借鉴国内公法发展国际法时面临某些重要的障碍,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风险,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国内公法日益影响国际法的趋势对于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和国际刑法问题

战争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行为之一,在国际犯罪种类中也属于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近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所欲追求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战争的残酷性,也发展了涉及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两个《附加议定书》确立了战争行为采用的规章和规则,并进一步确认了战争罪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模式。因此战争,尤其是国际性的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国际法和国际刑法的问题。     

论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法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刑法也进入复兴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十分明显,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刑罚制度设计到刑罚的执行,并努力在保护被害人与保障被告人权利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透过国际人权法推动国际刑法发展的帷幔,不难发现其背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紧张博弈：为保护人权,国际人权法引领着国际刑法试图突破国家领土的藩篱进而穿透国家主权的坚硬＂铠甲＂;国家则奋力祭起＂主权＂大旗并诉诸＂司法独立＂的坚固盾牌,抵御某些外部政治实体利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干涉其内政、侵蚀其＂司法独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论国际法规范的位阶

条约法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规定了强行法概念。国际法学者以强行法、对一切义务、国际罪行等的出现为根据,提出了位阶理论,主张国际法规范已经产生类似于国内法的"规范等级"。在实践中,位阶理论在确定国际法等级以及效力层次上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国际法院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指明某些义务具有基础性,而并不能证明强行法规范具有高于一般规范的效力。尽管如此,位阶理论的提出仍使特定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同意",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条约义务与国际社会根本义务相冲突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