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引渡”的条约法解读

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更为重要的是,条约首次规定了死刑不引渡条款,从而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引渡条约具有条约的属性,死刑不引渡条款在中国的适用对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带来了若干挑战。为此,我们只有从实际情况出发,顺应当前国际发展的趋势,对《宪法》及相关国内立法予以适当的修改、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死刑不引渡条款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更思政治性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为切人

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特定国际事件的国家利益纠葛共同影响了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进一步导致了与“政治性目的”有关的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重重。此类劫机事件的困境实质上是各国国家利益、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与政治自由以及国际打击劫机犯罪等诸多需要的体现。而解决困境的现实方案则是：将具体的“政治性”国际劫机事件所涵括的现实国家利益纠葛作为首要的价值砝码,兼顾事件的人权保护意义与政治自由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     

犯罪演化论——“入世”后犯罪形态演化的机制及其调控

该书封底“内容简介”中介绍说：“本书分导论与纵论两大部分对犯罪形态的演化及其调控进行了研究。纵论将犯罪演化过程具体展开为：形态论一机制论～调控论三个有机统一的部分所构成的整体来进行纵向解剖式分析论证。形态论主要论证了，入世背景下暴力犯罪的恐怖化、犯罪的高科技网络化、环境犯罪现代化和总体演化趋势特征；机制论部分则与形态——对应地分别探析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这三类犯罪形态演化的成因机制；调控论除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环境犯罪分别作了针对性的系统论述外，还就职务犯罪的制度性调控问题展开了专门探讨，就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实施的新型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提出了构想，作了前瞻性思考与防控对策探讨，为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犯罪对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式讨薪”：当心不靠谱而引发犯罪

春节将近。怎样讨回自己被拖欠的工资,自然又成了劳动者的心病。现实中,一些劳动者往往就此采取“跳楼秀”“抓老板”“卖财产”等被戏称为“中国式讨薪”的极端方法,岂料却“偷鸡不着蚀把米”,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台湾：期盼司法可以对政治说“不”

在我进入台湾司法界之前,朋友曾劝告我：＂不要考司法官,司法界很黑暗,很难说真话。＂但我坚定地说：＂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就是一个好的司法人应当依据法律和良心独立审判。我不能决定别人应当怎么做，但可以决定自己要依照良心独立审判。＂     

“两高”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八种罪名

“两高”：正确区分贿赂与正当馈赠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意见》共十一条，主要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以及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不提敏感提案”剥夺了委员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说：前几年,他曾就某个问题写了份提案。没想到,他很快接到电话,有人称该提案“太敏感”。希望撤销这个提案。去年。他关于此事的提案终于正式出炉。他对于提案办理工作“不满意”的打分,令“相关部门”紧张了,多方做工作,希望戚发轫能尽量改成“满意”。（3月5日《中国青年报》）     

“不插电”的政治课堂同样精彩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既向学生传授知识,也要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是它根本任务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高科技教学手段的运用为政治教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推动教学质量集约化增长,提供了全新的教学模式,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同时也减轻了任课教师的负担。但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根本任务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偏重与学生面对面,口授心传,进行心灵沟通、真情实感交流,并且让学生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获得认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王奕鸥：不脆弱的“瓷娃娃”

2011年8月20日,第二届“瓷娃娃”全国病人大会上,当身高只有120公分的王奕鸥作为组织者上台发言时,台下爆发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有些人甚至站起来向她致敬。     

农民工代表：新兴阶层的政治“新贵”

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农民工代表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农民工从此正式走上政治舞台。     

浅析特定主体“见危不救”的犯罪化

见危不救主要是指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重大财产处于危险状态或者公共利益受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以及有能力协助救助而不进行协助救助的行为。根据行为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身份"型和"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对于"普通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各国步调基本一致,确定了其非犯罪化的趋势,而对于"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像美国、意大利等大多数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刑法之中,而我国刑法尚未对此予以明确。目前,对特定主体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的讨论依然激烈,反对者多担心其入罪会导致道德法律化以及影响刑法的谦抑性等弊端,但综合社会伦理和法律基础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到人格提升、刑法完善以及当前世界刑法的整体趋势,将特定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无代表，不算法”：算法统治的政治代表性问题

算法统治（algocracy）是公共部门利用算法技术创造的一种新型统治秩序和治理形态。政务算法化正席卷各类政体,不断放大国家的规制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和分配性权力,重塑权利与权力、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当前,算法统治在算法输入、运算和输出环节存在授权、问责、回应方面的实质性代表性问题,造成公民声音的不在场性和公民权益的损失风险。同时,算法统治倾向于不断沉积、固化、强化乃至结构化特定群体的弱势地位,排斥少数群体的平等出场和权益实现。建构“算法代表性”有助于约束“算法利维坦”的权力边界和运行方式,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算法权益,提升算法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拓展新技术环境下的代表理论。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第一贪”：政治“明星”的轰然坠落

2007年12月31日,海南各大报刊无一例外地刊登了一条消息:因涉嫌巨额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将被移送司法机关。报道说,谢明中多次收受文昌市有关干部和私人老板的贿赂,数额巨大,并存在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报道未提具体数额,但披露说,这是海南建省20年来"查办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党政领导干部腐败     

政治结构功能演进与人大功能“归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应有含义及其已初步展现的过程粗析毋庸讳言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经济制度一样 ,也有一个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推进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 ,不妨将其概括为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 ,绝不是中国一国独有的历史课题。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和内容 ,由国情决定 ,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基本的一点是 :中国政治现代化不是对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变革 (这一现代化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就已完成 ) ,而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 ,对国家权力的分工体制、运作机制和权力制约监督方式进行革新与完善 ,使基本制…     

深化理解“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科学认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重大命题,应针对官兵认识上容易困惑的问题加以深化理解,主要在“生命线”作为形象化比喻与作为科学规范命题的辩证关系上深化理解,在强调“生命线”和“服务保证”在实现“三个确保”任务的内在一致性上深化理解,在坚持政治工作的“适当地位”与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上深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