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构建三个平台 坚持便捷高效廉洁政务服务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政务公开平台 实行“三集中”改革。创新行政审批模式。为了打破过去分散式、封闭式的审批模式，省政务服务中心推进行政审批“三集中”改革，即：单位内部审批项目和审批人员向审批办公室集中、审批办公室向中心集中、行政审批权相对向审批办公室主任集中。进驻中心的各斤（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实行“一门受理、相关联办、现场审批、限时办结”的行政审批办理模式，     

外省动态

吉林：今年起实行“无会月”制度;上海政务信息电子传输文件送达从3天到5秒;安徽加强淮河流域治污“区域限批”,两次出境水质不达标暂停项目审批;     

泰州高港:实现“店小二”服务制度化

省委书记李强强调：“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围绕企业需求提供精准化、具体化服务。”自2016年10月起,泰州市高港区在全区组建区、园区（镇街）两级专业化服务团队,坚持每周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项目现场,全程实施项目建设审批“店小二”式的菜单定制、跑腿帮办和跟踪协调,确保服务精准、审批快捷,有效压缩了审批周期,降减了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制度性成本。     

万宁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开展“三争三比” 创先争优活动创佳绩

按照万宁市创先争优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万宁市政务中心在组织24个窗口单位开展“三争三比”创先争优活动和推行行政审批“三集中”改革中，切实做到了“三减一好”，即：办件申报材料减，审批环节减、办结时间减和服务态度好，实现了行政审批事项办理大提速。     

云和县行政审批中心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绩显著

云和县行政审批中心创建于2000年。多年来，中心始终坚持“便民、高效、依法、廉洁”的服务宗旨，不断完善行政审批运行机制，创新行政审批方式方法，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中心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200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中心顺利完成了“两集中、两到位”行政许可职能归并改革和中心办公场所的搬迁。     

陕西彬州:一枚印章管审批

陕西咸阳彬州市委、市政府于2017年7月18日率先在陕西省成立了第一家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开启了“一枚印章管审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彬州市直面顽疾,破除阻障,用“彬州速度”和“彬州服务”擦亮了彬州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品牌。事项划转,流程再造,行政审批加速度当陕西某环保科技公司董事长张先生不到两个小时拿到公司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全套公章时,他连声赞叹。     

北京市召开首都绿色社区、绿色家庭表彰大会

三明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效能建设考评成效突出。该“中心”自今年5月正式投入运行以来，首批入驻的市发展计划委等市和梅列区两级政府部门单位49个，415个行政审批服务项目在这里进行“一站式”办理。为了使“中心”在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转变政府     

法政录

李克强：地方政府不得截留下放的审批事项 11月1日，李克强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地方政府不能打“小算盘”、搞“小九九”，不得截留中央下放的审批事项，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应一律取消。据悉，目前国务院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首要突破口。     

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理念更新与制度构建

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要从“数量控制”向“质量提升”转变。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项客观评估方法,应用于行政审批有助于提升审批的质量。完整的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制度构造包括三个部分：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其中,适用范围划定了可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行政审批事项,适用主体划定了各相关主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主要职责,适用程序划定了各适用主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的基本操作。未来,在我国构建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制度,要以权责配置的优化为导引,科学划定适用范围,加快明确适用主体,合理设计适用程序,最终实现行政审批变动的客观透明,实现行政审批运行的规范高效。     

政府决定城乡规划有悖宪法

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的城乡规划法修订草案规定：“地方政府在将城乡规划报上级政府审批前，应先提请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     

再造窗口

2012年7月12日，作为浙江省行政服务中心改革的发源地，绍兴市启动第七轮行政审批服务改革。以一年为限的这次政府“自我革命”，绍兴的目标是：审批制度改革和审批服务工作再次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抓好“两单一改”和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正>2月21日,我市召开全市权力清单工作现场会暨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会,研究部署今年的“两单一改”和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指出,要通过“两单一改”,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活力,增强杭州创新发展的动力。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两单一改”工作,着力打造全省最优的投资环境。在抓好审批制度改革的同时,今     

论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

政府审批制度是“全能政府”的产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审批事项过多过滥，“暗箱操作”，行政“许可”不规范，监管不力等。必须进行审批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强化政府政治责任，强化监督审批权力机制，依法审批，准确公平。改革的途径是解放思想，取消、调整有关审批事项，进行审批立法，严格规范审批程序，改进审批方式，增加审批透明度，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建立对审批权限的制约制度。     

优化营商“软环境” 助力文昌经济“硬发展”

<正>今年以来,文昌全面落实省、市有关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以市场主体发展需求为出发点,以优化营商环境和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为工作重点,通过再造审批流程、创新审批模式、转变服务方式,以排头兵姿态奋力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效能,形成营商环境建设、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和信用建设“四面一体”的新格局。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1+N”集成创新。围绕“1”个主题,即“签约即拿地”“拿地即开工”,从优化土地收储供应和获得建筑许可两个领域集成创新,出台“N”个相关配套政策,实现“1+N”集成创新改革。     

省情要览

卫留成：海南正围绕“两特两制”做改革与发展的文章；政府五项调控措施平抑海南水泥价格；海南省政府颁布决定776项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集中在省政务中心办理；2007年中国海南岛欢乐节举行；垦区企业管理酝酿破冰全面预算管理、项目管理、科学薪酬体系三管齐下     

体制创新是实现“一站式”服务的关键

以集中、限时、透明、联合审批为特征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将政府职能部门集中在一个审批大厅中,提高了审批过程的透明度,缩短了审批周期,节省了企业与公众在“跑部(局)”办事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与精力。但是,由于这种“一厅式”审批模式是在现有行政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改革,是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办各自部门的事,但多头审批和人为的串行审批仍然存在,体外循环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统一监管。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服务与监管的模式,必须深化行政审批模式的改革,将“一厅式”审批转化为“一站式”服务。“一站式服务”就是使公众通过政…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笔谈）——行政审批改革的逻辑：合理、高效与低成本

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的精神和国务院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要求．吉林省扎实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2013年5月至6月、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先后进行了两次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由2013年初的592项减少到234项，共减少了358项，减少60．5％。为有针对性地破解吉林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做好决策咨询工作．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与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协调办公室于2014年6月20日在长春联合召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对话”研讨会，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摘录部分发言以笔谈形式予以刊发，以期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     

资讯综合

<正>柳州市首创“一证开工”改革政策加快项目建设2022年以来,柳州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痛点堵点,在广西首创推出“一证开工”模式,实现项目“拿地前开工”,形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主动靠前服务新模式,助力建设万亿工业强市。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市行政审批局会同自然资源规划、住建、城管执法、人防等部门,创新通过豁免或承诺两种方式,让部分项目跨越土地、规划、图纸审查等前置手续,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打破开工前的前置条件审批壁垒,实现项目“拿地前开工”。通过改革平均使每个项目提前2个月到1年进入施工阶段,     

广东改革要由“物理变化”上升为“化学变化”

从2012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以来，应该说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取消和合并了一大批审批项目，集中审批也提高了效率。但这仅仅是在“时空整合”方面的“物理变化”，尚未从本质上对审批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有促动性的“化学反应”。因此建议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边界，分类明晰审批的性质，促进审批中的“化学变革”，即区分政府专管事项、社会自治事项和社会自立事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人大监督“红头文件”要由法律条文变为实际行动

在我国每年产生的数以万件的“红头文件”中，违反法律、有悖政策、显失公平的“问题文件”为数不少。据某权威部门披露，“红头文件”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五方面：一是设定公民义务或剥夺公民权利无法定依据；二是违反国家行政处罚法，擅自设定行政处罚内容或自行规定罚没款的收缴方式；三是无行政审批设定权的机关，擅自设定行政审批事项或增加行政审批环节和条件；四是规范性文件制定技术上不够规范；五是强调管理相对人义务多，规定管理机关责任和制约措施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