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父亲”逃不过“风流债”

亲生父亲拒绝鉴定，法院认为无证据支持亲子关系，检察机关审慎调查，运用亲子关系推定规则提请抗诉。终于——     

论我国婚生子女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越来越多,这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我国《婚姻法》中没有规定婚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制度,这给司法实际工作带来了麻烦。同时随着人工生育技术的应用,给亲子关系也带来新的变化,对婚姻家庭立法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因此,我国《婚姻法》中应确立婚生子女推定与否认制度,明确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     

亲子鉴定引发离奇官司

养育了21年女儿却不是自己的 2004年7月的一天，江苏省无锡市某厂职工李民安收到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这份亲子鉴定报告清清楚楚地写着：李民安与李立不存在亲子关系。     

“亲子鉴定”火爆的背后

近两年，做产前亲子鉴定的人突然多起来，河南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案例，从以前一年几十例，增加到现在的五六百例。而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亲子鉴定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在浙江和广东等地，做鉴定的人数，正以每年40％至50％的速度激增。据了解，人们热衷于做亲子鉴定的目的主要有为出国希望证明自己和国外亲戚血缘关系的，有失散骨肉希望通过鉴定确认身份的，但眼下最多的情况，就是证明孩子或胎儿与相关当事人是否属于“亲子关系”。     

青少年期亲子关系的基本特征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运用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期亲子关系冲突与亲合并存,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与父母间的冲突在减少,与父母间的亲合在增加。     

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社会行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探讨家庭结构完整性与农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2013—2014学年以及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为基础，基于OLS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与生活在结构缺失家庭中的农村青少年相比，结构完整家庭中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显著较低；家庭结构通过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两条亲子关系路径来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展状况；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父母监督以及父母对子女的信心等亲子互动显著正相关，而与家庭经济状况并无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揭示了亲子互动的重要意义，从微观的为人父母层面和宏观的公共政策层面都对预防和减少农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具有借鉴价值。     

亲密有间:社会认知模型下的青春期亲子冲突研究

有关青春期亲子关系的研究犹如钟摆在"狂风暴雨"和"亲密无间"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Smetana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从动态的视角来解读青春期亲子关系,认为亲子冲突的发生与亲子间对不同事件的领域属性及父母权威合法性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有关,即亲子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于对冲突事件的不同认知而产生的。在不同的领域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期待和认同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领域的事件父母应采取不同方式、以不同的程度实施监管,以保证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发展。具体而言,对道德、习俗、安全领域应给予密切关注和坚定引导,对个人领域应给予青少年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亲密有间"的健康亲子关系。     

青少年期亲子关系及其调适

青少年三大社会关系(即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当前青少年期亲子关系总体良好,但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亲代对子代学习的关注状况、亲子互动的频度和范围,以及亲代对子代的评价和期望等都会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要想更好地优化亲子关系,还须增进亲代和子代之间的相互理解。从双向互动的层面讲,亲代应不断完善自身并适应子代的变化,改变沟通方式,以及合理地调整对子代的期望值和评价标准;而子代则应学会换位思考,理解父母。     

家庭结构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分析

常态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从而使中国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核心家庭、单亲家庭、隔代直系家庭现象越来越普遍。研究表明,家庭结构会对亲子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亲子关系疏离或亲近的程度可能不一样。本研究借助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考察家庭结构对青少年亲子关系的影响,从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青少年与父母交往的频率三个维度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亲子关系的差异,检验家庭结构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并作出解释。研究发现,目前,14岁左右的青少年家庭大多数亲子沟通较为缺乏,但亲子关系总体较为亲近,且“和妈妈的关系”明显好于“和爸爸的关系”。在经济条件好父母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青少年和父母亲子关系疏离较轻,亲子关系较为亲近,呈现出良性发展的特点;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比较频发在夫妻分居、夫妻冲突激化和单亲家庭中。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家庭结构会影响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结构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子关系,消减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疏离。     

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情感沟通的研究

许多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开生活后，因为和父母情感沟通不方便，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严重的甚或导致亲子关系缺失，进而形成不良性格，产生留守问题。本文依据留守儿童与父母亲情沟通的相关调查数据，描述留守儿童与父母情感沟通的现状，分析影响情感沟通效果的原因，最后提出增强亲子之间情感沟通的对策。     

中国应引入沉默权

所谓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不自证其罪，并可以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的权利。从内容构成上看，它包含下面三个不可分割且互为联系的部分，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有权拒绝陈述；拒绝陈述不能被判定为不利于自己的法律推定。     

论名誉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名誉权侵权案件在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我国立法规定,对于名誉权侵权责任统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相当多的案件适用的却是推定过错责任原则。立法应当针对名誉权侵权行为的类型和侵害对象的性质分别作出规定:对于事实无争议,仅因评论不当引起的名誉权侵权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言论失实引起的名誉权侵权纠纷应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另外,在认定公众人物名誉权侵权责任时,应当适当减轻被告对于过错的举证责任。     

川西农村"称粮"习俗和亲子关系探讨

“称粮”是所调查的川西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这种养老方式要求在子代家庭间平均分摊养老责任 ,反映出中国家庭关系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把“称粮”的养老制度和分家的制度联系起来 ,可以观察到亲子之间“平均主义”的互惠关系。平均主义原则和孝道一起 ,构成理解乡村家庭亲子关系的文化脉络     

中国当代家庭关系的变迁:形式、内容及功能

中国当代家庭关系伴随着社会变革和制度演变发生了重要变动,家庭成员平等的局面基本形成。以亲子关系为主导的家庭关系转变为夫妇为主导,成为家庭关系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受到推动。当代家庭关系的另一主线是亲子代际关系,其既有对传统的保留,更多地则随社会变革发生了强弱变化。     

论我国侦查制度中的公民人格权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犯罪嫌疑人人格权保障,体现在对防御性权利、推定性权利的规定。防御性权利指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权、控告权、辩解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等具体权利;推定性权利以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法律义务形式而存在,包括可能影响公正办案人员应自行回避、办案人员必须实事求是、严格拘留逮捕手续、严禁刑讯逼供等等规定。     

2007年第8期《亲子鉴定引发离奇官司》法院判决及部分读者意见摘录

法院认为，原告李民安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包启华与韦芳娜之间存在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及包启华与李立之间有可能存在亲子关系，尚未达到证明亲子关系成立的证明标准。亲予关系存在与否必须通过亲子关系鉴定确定．原告无足够证据证明李立是包启华与韦芳娜所生。     

首例隔代亲子鉴定背后的隐情

曾成功了断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婚外情悬案的“染色体鉴定”在中国也派上了用场，前不久，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出了一张“隔代”亲子鉴定结果报告单，这张报告单掀开了一个传奇而又痛苦的情爱故事。据悉，隔代亲子鉴定目前在我国还属首例。     

夫妻同时死亡遗产由谁继承

本案涉及死亡时间推定的问题。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关于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认证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民事推定中也应该引用此标准。为了保证民事推定的判决的公正性，在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认定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证标准是现实的、必须的。生效的民事裁判中不符合此标准而认定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有关证据法民事推定规则的设计应当对此加以明确。     

亲子分离与身心健康：家庭结构的长期影响

亲子分离的短期影响获得大量关注，然而其长期后果却很少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调查数据，考察了早年亲子分离与成年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童年时期经历过亲子分离的人，成年后在身体和心理健康上均处于劣势。其次，双亲分离是造成子代成年后身心健康劣势的主要原因，而单亲分离的长期影响则不显著。再次，亲子分离的长期后果具有时间和群体异质性，其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童年后期的亲子分离，同时集中在农村与下层家庭之中。以上结论为有关亲子分离后果的争论提供了新的启示，从家庭的视角提供了完善公共服务政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