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法律史学与科学精神的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的历史，尤其近五十余年来的坎坷历程告诉我们，中国法律史等的独立品格，特别是科学精神的有无，不仅事关我国法学的繁荣，更关系到中国法律史学的兴衰。本文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着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所须具备的：探索精神、怀疑意识、批判理性和谦恭态度，并专门探究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指出科学精神是中国法律史学的核心结构。     

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2004年法律史学新进展

2004年国内法律史学的新进展,一是法律史学的机构设置与开展重要的学术活动;二是最新法律史料、教材、论著、译著的出版与简介;三是法律史学的热点问题研究与理论深化。从中可见法律史学在回应社会与学术挑战方面的活力与价值,也可见法律史学人的努力与贡献。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

传统的西方教育史学主要是近代师范教育的产物,以直线进步史观描述近代民族国家学校教育的发展并关注大教育家的思想.在战后国际史学两次转向和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双重夹击下,传统西方教育史学模式发生了两次嬗变:20世纪50年代末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影响下向新社会史方向发展,在美国率先出现了新教育史学,几年后影响到欧美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新文化史学的影响,在英美等国出现了新文化教育史学,后逐渐向欧美其他国家发展.进入21世纪,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许多教育史家为捍卫教育史学的独立性而努力;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学与新社会史学取向的教育史学既相互博弈又取长补短,形成了战后西方教育史学三足鼎立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近代日本法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日本作为法史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其法史学研究方法自有其独到之处.本文通过对日本法史学者著作的分析,勾勒出日本的中国法史学学科研究方法,从中解析出日本法史学所具有的包括重视考证的“静态”与注重法律实际运作的“动态”的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近代中国法史学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引用西方的法律的概念和体系重构的,通过与中国近当代法史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出日本法史学研究方法的可资借鉴之处.     

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在当时史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六朝史学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与个性特征,比如史体的齐备、史家对外交、军事、区域、制度史的关注等.但由于六朝文学风气之盛,使史学难逃其影响,在史书语言、史书载文及叙事方式等方面无不留有六朝文学的痕迹.可见,六朝时期史学的特质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的思考

由于教育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它一直受到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双重影响,并处于学术取向还是职业取向的两难境地。反思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我们可以认识到,教育史学的发展不应脱离历史学“母”学科主流,同时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传统教育史学和新教育史学各有其利弊,对于教育史的再认识是教育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随着我国高等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外国教育史学的未来发展可有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一是继续教科书传统,以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二是摆脱学校教育史传统模式的束缚。加大学术研究的力度,提升教育史家的主体地位。     

反思与转向——《英国庄园生活》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经典著作《英国庄园生活》,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通过研读该书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应做出必要的转向。《英国庄园生活》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即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     

论法史学的功能

法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法学体系内部各个分支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也正日趋失调。应用法学逐渐受宠，理论法学渐遭冷落，尤其是法史学。要唤起人们的重视以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认识法史学的功能。本文把法史学的功能概括为：人文精神的教养功能、理论思维的训练功能、客观现实的干预功能，并进一步强调，法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支。必须得到重视，否则，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无从谈起。     

历史法哲学—法的智慧之学

<正> Ⅰ.九十年代的中国仍处在时代变革时期。变革呼唤着法律,呼唤着法治,也呼唤着法学。在未来中国的法学发展中,法史学能否为之提供大智大慧的启迪,这是时代对法史学的挑战,也是法史学的新的机遇。如果从法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角度看法史学提供的智慧、启迪,那么,这种启迪主要应由法的历史哲学来承担。恩格斯曾经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     

新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传统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囿于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理想深度和广度。鉴于此 ,作者在对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在新世纪得以发展和光大的几点思考。     

评《明清律典与条例》

具有法学修养而缺少史学修养的学者, 讨论法制史问题时,难于作出具有史学深度的解释。具有史学修养而缺少学法修养的学者,讨论法制史问题时.又难于作出具有法学深度的解释。本书作者是一位既具有法学     

法律史学科的宏观进展与微观深化——“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26至2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协办的“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以及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共9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法律史学科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材料,以及该学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富有深度和较为充分的研讨。整个会议的讨论可谓史论交融、热烈深入,充分展现了法律史学(者)的活力和价值。这里笔者依据相关资料,拟将此次会议中的主要问题和重要观点综述如下…     

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发生

中国早期神话的历史化铸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官化特性。在史官化条件下，史学极其发达。随之而来的史学渗透在作家价值取向、诗学传统和通俗艺之中，为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发生准备了充足的主观与客观的双重条件。     

2002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勃勃气象.在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学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建设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上海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律史学会2002年学术年会"11月21-25日在上海召开.……     

刑法学科中的一部佳作──评《中国刑法之最》

孙明同志新著──《中国刑法之最》，最近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刑法4000多年历史沿革的专著。作者立足于新角度，引用了大量史料，对刑法史学中的130多个“之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讨和论证。该书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立足于“之最”角度，采用纵横比较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刑法史学。中国刑法史学是以中国古代刑法、近代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近年来。尽管法学新著层出不穷，但是研究刑法史学的专著却问世不多。作者首先采用纵向比较历史的方法，把中国历代刑法连成一线，探讨中国…     

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与法学同源

中国古代的史学与法学有着共同的根源 ,史官文化较早摆脱了巫术文化 ,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建立了经史之学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立的史学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