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事上诉程序中无害错误的适用标准

无害错误在美国刑事诉讼领域一直饱受实践和理论的争议,尽管理论上存在值得反思之处,但实践中上诉法院及联邦最高法院却十分推崇。无害错误在适用上的争议反映出寻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在最小损害原则的前提下,以充分尊重程序正义为基础,允许上诉法院适用无害错误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容忍初审法院不完美的审判是可取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界定错误的范围及适用无害错误的标准。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无害错误的概念,但该规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皆有值得借鉴之处。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无害错误规则及其启示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原审法院的错误可以被分为两类:宪法性错误与制定法错误.对所有的制定法错误以及部分宪法性错误,审查法院可以适用无害错误规则进行审查与处理,从而在认定错误无害时,维持原审判决.在直接上诉程序中,对宪法性错误与制定法错误进行审查的标准,分别是Chapman标准与Kotteakos标准.对人身保护令程序中的审查标准,美国联邦法院目前尚没有形成共识.美国法院通过适用无害错误规则,更加强调探求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更为重视案件的实体正义.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确立无害错误规则.     

我国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的冲突及具体适用

《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存在概念不科学、国家干预程度过高、效力规则类型不足,弹性不够,以及部分规则不当等问题。《民法总则》正视这些问题,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隐藏行为、虚假行为,因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方欺诈和第三人欺诈行为,一方胁迫和第三人胁迫行为,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行为,无权代理行为,法定代表人越权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民法总则》的这些新规定,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司法适用中,应当秉持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区分具体情形,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     

论具体的方法错误的归责

对于具体的方法错误的归责，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的对立。犯罪构成计划理论对于方法错误的处理，更倾向于具体符合说的观点。具体符合说的归责理论的缺陷，就在于其忽略了行为所违反的法规范及其保护目的在故意和过失的认定以及结果责任归属判断上的决定性评价意义。反之，法定符合说从规范的角度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具体符合说认为具体的方法错误在通常情况下成立想象竞合，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刑法法益，也无助于实现刑法公正。     

关于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再探究

在我国关于死刑的适用标准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便于司法裁量,不能不对其具体适用标准进行限制。具体说来,死刑从＂罪大＂的角度来考察,只能将其限制在与生命具有等价性的、对人身或者与人身有关的严重暴力犯罪上,而＂恶极＂则只能将其限制在被害人没有过错的故意犯罪上,只有将此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死刑的滥用,从而更好地体现刑法的人文关怀。     

具体的打击错误探析——具体符合说的提倡

对于同一构成要件的打击错误,我国理论上存在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两大学说.持法定符合说的学者主张,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虽然与其预想的结果不一致,但是由于共属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仍属于犯罪既遂;而持具体符合说的学者则主张,对于实际造成的结果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应视情况成立想象竞合进行处理.法定符合说或是忽略打击错...     

理性人标准在侵权行为中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侵权案件频发,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客观的理性人标准以避免主现擅断.理性人标准是侵权行为中过失的客观判断标准,在私法领域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确立理性人标准是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的必然要求,是克服法官主观任意性,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理性人标准应考虑行为的损害危险性、危险行为的目的、避免损害危险的成本等诸多因素.     

留置权的成立条件及具体适用

留置权是传统民法中担保物权的一种具体形式 ,它与抵押、质押一起构成了传统民法担保物权体系的主要框架。关于留置权问题的立法在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都不一致 ,具体适用中也互有不同。此情况在我国民法中亦然。因此 ,对留置权成立的条件及其具体适用应进行深入探讨 ,以利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法的基本概念之一,确立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标准,是行政法学理论构建的基石和前提。应打破传统思维,从新的角度,从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出发确立新的界定标准,使这些标准相互结合,更好地界定具体行政行为。     

论证明标准的多元化与具体化

鉴于同一诉讼类型的不同案件甚至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中的不同证明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证明标准“表述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应当沿着证明标准多元化的基本思路,将“具体化与多元化相结合”作为证明标准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     

法治社会状态论

法治状态是法治的一个综合性、整体性问题,在法学史上,法学家们已经提供了有关法治状态的多种理论模式,其中一定社会状态是法治状态的实质性组成部分.本文就法治的社会状态模式(即社会标志)进行了论述.     

行政规定变迁中的信赖利益保护研究

在转型期的中国,行政规定的变迁不可避免,其变迁的情形也可谓多种多样.行政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应基于其变迁的具体情形、行政规定的不同性质等因素加以考量.进一步,在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要件上也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变动;妥当的公告、制定过渡条款等方式可能更适宜于行政规定变迁所引发的信赖保护问题.更为重要的制度性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获取证据的违规乃至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其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制度上的根源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配套齐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在论述中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法治的偏离与回应

顺应社会变革,法治建设也步入其后,然而因为本土原因及现实客观实际,法治现况偏离了初衷,远离民众的视野,透究其因,寻求有力的回应之路。     

专利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和归责原则

针对侵犯专利权的诉讼,首先要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其次是认定被告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前者与专利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有关,后者主要是认定专利侵权责任时应采取何种归责原则。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已经不能回避,能否将法律体系转化为有效法治体系,关系到推进依法治国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培育民众的法律思维,树立全社会对法律信仰与法治精神的认同,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归宿,同时也是培育与践行以“法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径。     

“市民社会”——西方法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直倍受关注,然而,究其原因,却意见纷呈,本文以为,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西欧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架构--"市民社会",具体表现为,城市管理为现代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城市契约开创了民主宪章的先声;市民阶级的形成滋生了现代法制的主体;市民阶级的争权运动确立了现代法律的权威;市民阶级的交往和本性加速了法律形式化的形成.     

生态人文主义法治的价值取向

国内对于法律价值问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价值的探讨由浅入深,成为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环境法的价值问题是于近些年逐渐吸引法学者视线的,并在传统法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它不仅孕育了在价值主体、客体和内容方面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根本性突破,同时也包含了环境法学本身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执。环境法的价值是环境法的精神与本质之所在,对它的研究也是探讨其他环境法问题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