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员要心中有情口中有理头上有法

在担任上海市长宁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法院调解窗口的人民调解员之前,我是一名高级法官。说实话,担任法官时,我一直是判多调少。我的同事都知道,我不太愿意做调解工作——说得口干舌燥.     

敢问路在何方

乌鲁术齐市天山区法院的法官9月5日开庭审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时，感到非常棘手。判司机胜诉，容易导致一些驾驶员即便违章也不服从管理，使交警很难开展工作。判交警胜诉，也容易纵容个别交警肆意处罚，侵犯驾驶员的合法权益。进行调解，又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精神，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任何行政诉讼案件，都不能进行调鸺，这真叫法官不知如何是好。     

论民事诉讼调解中的法官角色

法院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谈到法院调解,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法官。法官在调解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由于司法环境的变化和调解制度自身的缺陷,法官在调解中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效应,本文在此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法官角色做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试论我国调解制度中法官的功能定位

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列我国调解制度中法官这一诉讼主体的功能略陈管见．．一、现行调解制度中法官的功能定位所谓法官在调解中的功能，是指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起到的功用和效能。它具有内在性、应然性的特点，是改革、完善调解制度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法官在调解中的功能，大体可归纳如下：     

加拿大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

2004年11月,笔者有幸随中国法官协会代表团赴加拿大考察司法制度,时间虽短,得益匪浅。加拿大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他们的法院、法官是完全独立的,这与我们没有可比性。然而,考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调解制度,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与我国调解制度相比有明显的四个区别:一是立法机关不同。加拿大的民事诉讼     

调解创新:抚养权与抚养义务可分别行使

本文是一篇阐述调解工作经验的案例分析文章,系根据曾荣膺2005中国法官十杰、2007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等殊荣的袁月全法官的口述整理而成。本案合议庭和承办法官在处理一则以孩子抚养权为争议焦点的离婚案件时,积极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纠纷,创新设计了抚养权与抚养义务分别行使的调解方案,并且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准确把握调解规律,合理应用调解技巧,最终使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的妥善处理展示了合议庭及承办法官高尚的为民情怀与高超的调解艺术。     

昭平法院:853调解方式服务山区百姓

正"法官来瑶乡,稀泥烂路都要走;法官来瑶乡,不辞劳苦只为民;邻里屋里有纠纷,驻村法官来调解;和谐调解化纠纷,瑶乡百姓笑开颜。"这是广西昭平县仙回瑶族自治乡的瑶族群众自编的赞扬法官的民谣歌词。群众们说,昭平县人民法院的法官真心为民,他们要用歌声表达对法官的感激之情。昭平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是一个地道的山区     

有关"调审分离"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一、一种"调审分离"尝试--法官助理庭前调解的实证调查 自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我国在法院的调解制度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在一个案件中,法官既是调解者同时也是审判者.学者将这种程序结构称之为"调解型"审判方式.~[1]在这种模式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调解,既是一种职责,又是一种任务.     

经济纠纷处理中法官调解的角色定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市场主体之间的交往也更加频繁,经济纠纷案件也大量增多。而追求效益最大化,成本低廉化的经济纠纷双方,往往注重各自双方的利益,选择成本低廉效率高效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为了使法官调解制度更加适应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给予法官在诉讼调解中的正确定位,是法院调解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基础。本文试通过分析法官调解的作用,找出法官调解存在的问题,探寻经济纠纷调解中法官的角色定位,以帮助构建科学合理的调解制度。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法官调解的“术”与“观”——以南村法庭为对象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十几年来,法院调解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在案件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经常运用预判术、隔离摸底术、“借力术”等调解技术。法官在其法律观、司法观、当事人观等观念支配下形成了独特的调解观。     

时讯点击

正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通微信平台助力调解2014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微信调解平台正式启用,有调解意愿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将可在该院法官主持下通过微信方式进行在线调解。微信调解平台实际上是劳动争议案件承办法官建立的专门微信账号。诉讼中,法官邀请双方当事人加入聊天群。在聊天群中,法官主要就调解方案等问题与双方进行协商。双方达成共识后,法官将草拟的调解协议发至平台,由双方确认或提出修改建议。双方对调解协议共同确认后,法官通过平台通知双方到法院接受询问,签署谈话笔录、调解协议,并领取调解书、交接案款。     

博弈与和谐——民事案件调判结合办案方式之完善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审判活动与调解活动的结合,即"调判结合"。其也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被强化。但在审判实践中,"调判结合"的办案方式还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程序不分,即调解程序融合于审判程序,调解贯穿于审判活动全过程;角色不分,调解法官和裁判法官合二为一,混同了"调解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审判权和处分权主次不分,淡化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本文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建议:调解员与裁判员相分立;调解程序与裁判程序相分立;完善调解制度相关立法,保障调解活动与审判活动有机统一。在完善民事案件调判结合办案方式中,应摆正以下关系: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并不排斥法官的引导义务;法官主持调解,并不排斥第三人参与;依法裁判,不排斥当事人调解意见的纳入。     

从过程分析的进路解读法院调解的困境

2006年10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和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共同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现代社会法院调解制度及其完善,展开了学者和法官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本次研讨会中对调解原则除了自愿、合法之外,是否还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及是否增加其他诸如“对席原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法院调解的主体、影响法院调解的因素、法官在调解中的角色以及经验等,大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本刊编辑部以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论题为核心,组织了本期特别策划。本期特别策划本着推陈出新的原则,以民事审判调解为主,兼顾了刑事和行政审判有关调解的问题,所选择文章的作者既有多年从事审判工作的资深法官,他们往往对调解制度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时能够加上理性的利弊分析,也有新锐派的“学院派”法官,他们对于西方的法治理念有着更多的涉猎和了解,结合中国的实践,可以说是侃侃而谈;而来自最基层法院的法官朴实无华的经验总结,尽管少了理论性,却非常中肯。为了增加策划的理论深度,编者也有意选择了来自院校的文章。正如不久前肖扬院长在《求是》杂志第19期发表的名为“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文章中所指出的:“司法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法,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何让诉讼调解焕发出真正的活力,是新时期创建和谐社会,法院应当着重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也是我们杂志关注的问题。     

夯基固本促公正——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情况报告综述

"民工讨薪难,若遇上老板跑路走人则更难。前不久,我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幸亏法官耐心调解,最终成功帮我们要回了拖欠的工资款。"手捧工资款,在凤台县务工的老张别有一番喜悦。去年,在工程如期完工后,施工方不愿支付工资,并出走不知去向,后经过办案法官的耐心调解,最终帮他们解除了困境。     

服务在司法的起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改革小记

2010年8月，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立案的人们发现，立案不需要交诉讼费了；与此同时，立案法官还会给他们一份纠纷化解方式申请书，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诉前调解……此后，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体会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     

超市购物摔伤老人堵门静坐 人民调解助力纠纷圆满解决

本文作者是下基层挂职的人民法官,亲身参与基层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作者有感于身边鲜活的调解案例,有感于人民调解员一心为民、乐于奉献的工作热情,以法官的视角、生动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一起曲折生动的调解故事,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民调解员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的身影,以及他们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优越性。     

从新时期调解工作面临的困境谈法院的应对——从实证角度对法院调解的再认识

加强民事调解对于及时平复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是:调解率发展不平衡,呈现局部上升、整体下降的现象;尝试了庭前调解、民事简易法庭、积极指导人民调解、适当扩大调解主体、向当事人发放《调解程序告知书》、充分行使法官释明权等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局部效果,但总体上仍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对此,笔者认为,当前民事调解工作面临的困境在于:“事清责明”的调解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使调解难度加大;当事人主观上对调解的排斥使调解空间变小;法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导致法院调解能力不足;对法官中立地位的过分强调,降低了调解的灵活性和效果。针对上述制约民事调解工作的原因,笔者建议:通过坚持调解自愿原则和设计符合当事人需要的调解程序,确立调解的当事人主义定位;强化、提高法官的调解意识和调解技巧;建立合理考核标准,提高法官的调解积极性;借鉴国外调解制度经验,充分利用现有司法和社会资源;加强对诉讼调解中法律操作问题的研究。     

论法院调解制度改革

本文认为 ,调解的改革应当是废除调、审合一的体制 ,建立调解和审判适当分离的体制 ,即调解由准备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进行 ,主持调解的法官不能参加对调解无效案件的审判。     

调审角色分离——关于构建调解制度的第三条进路

调解不具有审判职能,是法官介入的但无需对案件进行审查判断的活动.法官的作用在于中介沟通并最终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现行的调解制度未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地位和意愿,且法官具有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从而导致法官具备"玩调解于股掌"的机会和条件.因此,调解制度重构的关键就在于限制法官角色转换,提高当事人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