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大跃进”中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开始有所觉察。1958年11月下旬,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万下”。在“压缩空气”的氛围下,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2700万吨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但1959 年煤炭、粮食、棉花产量指标仍居高不下。     

陈云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发展时期。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等重大决策,提出了许多正确     

“糊涂”一次又何妨

刚收假。女生田焕的家长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她的女儿旱恋了。还说要找那位男生清算，说着向我扬了扬她手中的信。我说，你跟女儿讲了吗？她摇摇头，郑重其事地说，还没有，正不知所措呢，特地来找班主任老师商量。     

彭德怀在“大跃进”期间一次视察活动

我来看看，见见群众 1958年10月22日，深秋时节的塞上小城敦煌已是秋风萧瑟，寒气袭人。下午，一辆普通的绿色军用吉普车停到了敦煌县委大门前的马路边上。一位身材魁伟、表情严峻的老人从车上下来，后面跟着两位军人和一位夹着文件包的年轻人。3天前，敦煌县委已接到省里电话：22日彭德怀要来敦煌。     

1978年谁“叫醒了睡着的孩子”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在反霸条款存有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但是,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此次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但由于档案材料的相对缺少,其过程鲜为人知。本文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就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     

“红四军又多了一位秀才”

郭化若，190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黄埔军校第四期炮科学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回国到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到闽西根据地。     

1958年的高教“大跃进”

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始终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再接下来一个公社一个。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1958年的电影“大跃进”

追溯1958年电影“大跃进”历程,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与中央发动和实施“大跃进”部署紧密关联,可谓亦步亦趋。 这一年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事业“大跃进”工作会议,确定了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跃进”目标,还规定到1962年生产故事片150部,1967年计划增加20部至25部。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为世界上电影事业最先进的国家,在事业规模、影片数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当年均开始生产影片。会议还决定将发行权下放,在5年内发展电影院2000座,农村放映队18000个。     

毛泽东和1958年“大跃进”

毛泽东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边彦军一、＂大跃进＂思想溯源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是不顾客观现实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左＂倾冒进。１９５５年７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认定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邓子恢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犯了...     

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

王锡璋(1915-2006),从1958年初到1983年,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后又担任了两年省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王锡璋长期主管河南教育工作,对有关教育的许多重要会议和事件,他都是亲历者,可谓河南教育事业历程的见证人。1995年采访他时,蒙其赠送了《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跃进——教育工作回忆之一》的油印材料。河南大跃进50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读王锡璋当年写的这册油印回忆录,感到这是记录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实情的沉甸甸的信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于是,择其要点整理,以作此文。     

1958年的电影“大跃进”

1958年,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出现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已为实践证明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这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同样波及文化领域,电影系统就曾深受影响,上上下下头脑发热,一再盲目跟进,原本规范有序的电影生产和管理局面受到很大程度破坏,从而使电影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磅炸弹”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首先讲话，他宣布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如何实现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并要求与会者展开讨论。对此，参会者纷纷发表了意见。11月11日，谭震林在华北组发言时说，要想工作重点转移，就必须在思想上先解决一些问题，     

陈云:“吃饭要照镜子”

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中组部开始住在延安城内,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之后,搬到北门外大约两公里处一山坡上的窑洞里。山脚下有一饭馆,名叫西北菜社,顾客很多。特别是归国华侨和国民党地区一些富家的子女,跑到延安来学习,寻找抗日救国的道理,但是不习惯生活上的艰苦,经常去西北菜社解馋。那些人很有钱,每次都要许多菜,显得十分阔气,吃不完就扔掉,毫不在意,同延安一般人的艰苦日子形成鲜明的对比。陈云同志看到这种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     

陈云:“必须搞好质量”

正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向来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从大的基建工程质量,到小的工农业产品质量,到发展质量,提出了一系列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见解。基建质量: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踏上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它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大跃进"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使"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其实在此之前的1955年,由于国民经济的状况良好和三大改造进度的加快,已经使人们的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尤其是《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露出,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设法防止急躁冒进,坚持稳定发展。但此时的毛泽东急于求成,他觉得周恩来的"反冒进"打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因此,对周恩来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     

陈云与柯庆施的一次争论

<正>进入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     

“大跃进”运动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不断地批判“右倾”的气氛下,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陈云:江西“蹲点”读书忙

正1969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早已远离政治核心的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南昌"蹲点"。离京时,陈云随身携带的除了常用的被褥和换洗衣服,还有许多书。到南昌后,陈云住进位于市郊青云谱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在距住所一公里外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陈云一般是每星期下厂三四次,深入到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走遍了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每一个角落。厂里有铸工、铸锻、木模、金工、容器和机修等车间,有中心仓库、钢材与铜     

菲律宾：又一次“人民力量运动”？

一场可能夺去上千人生命的泥石流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东南亚岛国菲律宾，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游行以及随后的紧急状态令固定了人们还没来得及移开的目光。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断内涵丰富,对于解放思想,再次审视中华文明,拓展中国共产党理论维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对理论认识的深化推进到理论的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