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与和谐世界

利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是法学家们的崇高理想,国际条约是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方式,推进国际经贸发展与解决经贸冲突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措施,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目的在于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从谋求国际和平到建立和谐世界是国际法目标的超越。“国际法—国际和平—和谐世界”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重要的外部社会基础,而国际法是构建和谐世界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在国家间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里,一方面,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外部环境、建构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提供国际合作的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内和对外发展战略势必要受到国际法越来越多的约束。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必然对国际法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以及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普遍核心价值做出重要的贡献。     

国际法治: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于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谐世界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多种类的、相互差异的行为者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与共赢,实现一种各得其所、各得其利的秩序与状态.国际法治可能通过其实体和程序上的安排为实现和谐世界铺就一条通路;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要求则可以为国际法治提供价值尺度和终极目标.因而,以国际法治为载体的和谐世界、以和谐世界为意蕴的国际法治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前景.     

和谐世界的“国际刑事法治”——对国际刑法的价值思考

在国际刑法中,世界的和谐与不和谐有其特定含义。国际犯罪是最严重的世界不和谐,国际刑事法治是世界和谐的最后保障。世界的基本和谐需要文明基础、政治基础、观念基础和秩序基础支撑。这些基础目前并不牢靠。国际刑事法治是国际刑法的价值论。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国际性问题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创新发展的先进理论指导。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国际法治工作等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和平与发展、公正与平等,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嵌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过程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世界的有限性、自我毁灭的经历与大国的责任.世界的有限性影响了国际政治思维方式,在19世纪晚期表现为抢夺型,在20世纪晚期表现为合作型;两次世界大战既是国际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学习的过程;大国将其价值观嵌入国际社会,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责任不是推翻西方价值体系,而是弥补其缺陷,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价值理念,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其核心是中国努力争取一个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同时,中国又以自身的日益强大增加维护世界和谐的力量,促进全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实路径和目标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一是国内层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是国际层面——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①由此可见,和谐世界既是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和平与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而和谐世界的构建,必须依靠国际法来维持和完善,所以国际法就成为中国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外部法律基础。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调节既要通过国际规制的手段,又要借助全球治理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平发展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乎和谐的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因而中国不仅要在国内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而且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我国知识产权和谐秩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国家权力、社会公众自由、知识产权三者之间衡平,将最终实现知识产权的和谐秩序.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至今,已经确立了相对和谐秩序,但科技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兴起,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都对传统的和谐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构建新时期知识产权和谐秩序,应当修正合理使用制度,实现科技发展条件下知识产权与公众利益的和谐共存;丰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艺术繁荣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和谐发展;完善立法,实现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和谐共处.     

对外开放政策与国际法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与国际法究竞有什么关系,国际法究竞应该如何为对外开放政策服务,需要进一步探讨。从根本上说,对外开放的宗旨和原则与国际法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对外开放的宗旨和原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法的宗旨和原则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为此要实行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遵守国际条约义务,以善邻之道和平相处。我国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维和行动与人权保护——以国际刑法为视角的思考

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使后世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创设了“维持和平行动”。五十余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维和行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和平、安全与人权的同时,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隐患与现实问题。本文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强化维和行动中人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美英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国际法分析

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人民再次蒙受战争带来的损害,而且会给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将深刻地影响到今后的世界格局。     

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大战略意义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呼唤和催生国际关系民主化，同时，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当前大多数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价值取向。当前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途径来加以解决。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目标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应该从道义和舆论、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和国际制度建设三个层面加以推进。这一思想无论是在理论领域丰富和发展中国国际战略思想，还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和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等实践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核武器扩散、核能利用安全、核恐怖主义问题是当前国际核安全领域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亦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命题.解决该问题需要各国超越政治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实现真诚的谅解和持久的合作,建立国际核安全法律机制.现有的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是以限制核能军用、促进核能民用的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组织核心辅以多边及双边实践的初具规模的体系,然而该体系仍有诸多不足.完善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需要:改善核安全机制的法律基础;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效能;建立稳定、合作与互信的国际安全大环境;在集体安全的框架里,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     

难民保护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及对策

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然,然而拒不接受难民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措施,一是修改既有难民定义,扩大国际难民法的保护范围,使得各国对那些不符合既有难民定义却处于与难民同样境地的人的援助,从纯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自觉自愿行为转化为法律义务。二是强调国际人权法在难民国际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将人权原理应用到难民保护领域,通过敦促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来实现对难民的保护,可以克服国际难民法的固有缺陷,并强化难民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

A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world is an important social basis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lays a legal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building such a world. In the “village of globe” with co-existenc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w provides China a peaceful development with legal certainty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security, fair and equ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uts on an increasing legal restraint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deems to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which are the main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human rights,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which are the universal values pursued by international law. Zeng Lingliang, Ph.D of law, is presently a dean and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Law in University of Macau. He is an awardee of the Cheung Kong Scholars Award Program and Jean Monnet Chair of European Union Law in Wuhan University, and one of the first three individuals nominated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on the list of panelists in the WTO. He ha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WTO issues, EU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is influenced monographs ar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1992) and its revised edition—European Union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1994), Law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6),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a in the Early 21 ^st Century (2005) and the Essentials of EU Law—i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Treaty on the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2007).     

Reason Demands New Political Thinking

The declaration by M. S. Gorbachev,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over Soviet television on August 18, 1986, was an event of great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importance. The Soviet leadership's decision to extend the unilateral moratorium on nuclear explosions to January 1, 1987 is of enormous importance both to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o the entir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viet people warmly support this new peace initiative of their government.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t has been widely approved by those who hold peace d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