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明确性原则理论基础之探析

贝卡利亚、孟德斯鸠等古典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及学说为刑法明确性原则在世界各国的确立、发展与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随着世界范围内法治进程的不断发展,该原则所赖以确立的合理性准则也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本文试结合法治理念、刑法自身特点及现代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从多方面对该原则之理论基础进行归整、探讨,以期能对正确阐释法治及建设法治国家有所裨益。     

论刑法谦抑视野下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新的历史条件下刑法谦抑理念在对犯罪打击和预防中有多层价值。公安机关追求刑法谦抑精神的执法价值,有利于其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校正角色与功能定位。公安机关在贯彻实施刑事谦抑精神上存在指导理念偏位、制度缺位、执法实践异化等消极因素。加强刑事执法、司法制度建设,树立现代执法、司法理念,促进刑事谦抑意识培育是实现刑法谦抑、宽容精神的途径。     

宪政制度的本质、价值和实践意义

宪政以宪法为基础,它的本质是限制国家权力,并以民主为前提条件;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宪政与法治、民主和人权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实现的最可靠支撑是社会主义观念文化。加强宪政制度建设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此,要求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都应自觉地树立宪法意识,培育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学习宪法、尊重宪法,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这是我国宪政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     

公共领域的宪政价值及其中国意义

“公共领域”是一个理念性、实体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概念,其最根本最具特色的功能是它的宪政民主价值,即理念层面上的公共领域为现代宪政民主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实存层面上的公共领域则构筑了现代宪政民主赖以存在的深厚社会根基,而价值性层面的公共领域则为现代宪政民主提供着有力的价值支持。公共领域的培育、完善和发展是完善民主、力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社会前提。因此,可以说公共领域理论既是宪政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宪政民主实践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它对于当代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论西方宪政的价值维度

宪政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弄清楚宪政的价值诉求,对于正确认识宪政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宪政是以保障人权为根本价值目标,以法治为治理基础,以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型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包含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四个方面价值要素.其中,人权是宪政的价值核心,法治是宪政的秩序基础.权力制衡和政府"有限"则是宪政的理想愿景.     

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发展——保障和发展人权是法制进步的不竭动力和永恒价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特别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邓小平同志在人权问题上发表了不少重要论述。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举邓小平同志理论旗帜 ,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人权理论。江泽民同志对人权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邓小平的人权观念、江泽民的人权论述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权 ,深刻认识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实现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西方法治追求的逻辑起点

法治一直是西方民主的核心与基础,而其追求的逻辑起点就在于人权与自由。因此,以阐释西方人权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指出了天赋人权是西方法治的前提条件,自由是西方法治的内在价值,并对西方的人权、自由思想阐发了自己的拙见。     

论自然法精神及其对现代法治的意义

自然法精神即正义具有普适性,它不因民族和国度而异。现代法治要素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离不开自然法精神,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在现代国家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借鉴传统自然法精神可使我们获得很多教益,从中引出的人权保障、法律至上、权力制约等一系列宪政装置对于现代法治的确立至关重要。     

公诉制度的起源及其对近代司法发展的意义

现代公诉制度起源于西方,是国家追诉主义和不告不理原则相结合的产物。近代中国公诉制度发端于清末。公诉制度的创设,促成纠问式诉讼转化为控辩式诉讼,控、审分离原则得以确立,集权司法模式被打破,对于构建以司法权能分设为原则的司法体制,推动近代司法顺应法治文明的潮流不发展,从而实现司法保障民权、维护公正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几点思考

文章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展开了论述,讨论了人权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指出在人口庞大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国情,解决了13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即是对人权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权和法治的关系,指出在新形势,如何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     

论刑事法的公正、功利价值

公正与功利是刑事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处理公正与功利关系应建立在两项原则基础之上 :一是刑事法各具体原则的运作都应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与最低限度的功利为基础 ;二是公正与功利价值关系的定位因刑事法的内部关系不同而有异 ,在刑事实体法中 ,追求的是“功利优先 ,兼顾公正” ,而在刑事程序法中 ,则是“公正优先 ,兼顾功利”。     

论刑法的有限性

所谓刑法的有限性,是指刑法的调控范围以及刑罚手段的运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刑法的有限性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触角的有限性,二是刑罚发动的有限性。所谓刑法触角的有限性,又称刑法调控范围的有限制性,是指刑法调控的对象必须是在行为人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发动的有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条件上:第一,刑罚发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二,刑罚发动的实体法条件是刑法的规定性,该条件通常需要通过"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三,刑罚发动的程序性条件是指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公正和效率的两难选择——评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

我国侦查活动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双重缺失一直受到诟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以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决策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足于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平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有关侦查活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行为的监督等进行了完善。但基于我国国情,在人权保障、诉讼构造、侦查构造、侦查程序的科学性、侦查程序自治、侦查程序借鉴等方面．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同质性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走过十年历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具有天然的同质性,二者追求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一致,民主、秩序、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一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和谐社会构建中法治的重要作用,通过尊重保障权利,禁止权力滥用,大力培育市民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以及建立道德规范体系,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浅谈我国刑法中的“公理之情”

我国刑法中贯穿着"公理之情",这种"情"有助于我国刑法作用的充分发挥。理解"公理之情"的含义,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好这种"情",有助于我国刑法任务和刑罚目的的实现,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存在都根植于一定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之上,刑事调解制度也不例外。研究刑事调解制度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可以为刑事调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制度设计上的参考;而刑事调解制度的成功构建,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人性化,更好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巡历与新思考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且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因果理论巡历及我国目前论争的焦点,即纠缠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等哲学迷障,提出自己的新思考,再现了因果关系研究思路不应当复杂化,以便益于指导司法实践,使刑法理念得到更科学的体现。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界定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行为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界定。分析这些界定发现,行为概念实与犯罪成立体系关系甚大,行为概念不但在犯罪成立体系内部和外部研究会存在不同,而且行为概念的机能发挥一定程度上也受犯罪成立体系影响。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界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犯罪成立体系的特点。     

侦查理论研究的两种新视角

从侦查基本理论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出发,“纯粹侦查学”和“刑事司法系统”为两种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区分事实和法律两个范畴,“纯粹侦查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侦查主要解决事实问题,“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视角对侦查的功能进行了新的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