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居民参与

居民参与在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助于解决政府管理危机,有助于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居民参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参与发展不平衡、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居民参与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大力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二是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社区居民参与的组织体系;三是在法律中明确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与参与程序。     

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新探

开展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是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战略举措;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有效途径。推进农村社区党建工作,主要措施有:1.强化组织堡垒,健全组织体系,让党的旗帜红起来;2.改进领导方式,健全服务体系,让社区服务功能强起来;3.紧扣生产发展,培育支柱产业,让广大农民富起来;4.健全工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让社区建设合力聚起来。同时,必须切实解决好农村社区组织体系构建的动力问题;发挥群众性组织作用与加强指导和引导的问题;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缺乏的问题。     

用“七个规定”破解“村改居”难题

近年来,麻城市委、市政府在推进社区建设中,不断研究制定村改社区实施办法,出实招破解村改社区工作难题,使村改社区工作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一是规定“村改社区”基本条件,破解无序改社区难题。在推进社区建设中,村改社区成为一种潮流,有些地方出现了无序改社区的状况,对此,麻城市委、市政府规定了村改社区的三个基本条件:城中村或村已无土地的城边村;在城区规划范围内,因经济开发,农宅基本上都已拆迁,居民基本进入复建小区,村民委员会无法行使对村民的管理服务等职能;从事二、三产业的村民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均耕地面积低于本区人…     

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根本缺陷探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治理结构上的两个方面 :一是村党支部被排除在社区治理结构外 ;二是对村委会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健全 ;其中第一个缺陷既导致了第二个缺陷 ,也是许多突出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根源。因此 ,当前发展村民自治民主应以此为切入点     

马克思地方自治理论与21世纪中国的社区自治

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直接民主理论，社区又是中国民主制度下的重要社会组织形式。本文探讨了新世纪中国社区发展必须解决的六大问题：实现从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的转变；社区组织制度创新；加强社区自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建立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照顾；开发利用社区文化资源。     

村民议事会 激发自治活力

<正>从"上面管"到村民"自己管",从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显示出农村基层治理的大跨越"社区有了党员志愿服务队,我们能不能效仿成立村民志愿服务队,也为社区做点事呢?"前段时间,彭州市天彭镇檀木社区村民刘招齐和黄贵禄来到村民议事会上表达了这个愿望。不久,16人组成的村民志愿服务队便在村里开始了服务行动。     

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前瞻的三维分析

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如何,是一个值得人们争论和思考的问题。从微观看,村民自治在短期内将是对具体的现实要素问题进行有效治理。从宏观和长远看,随着国家的放权和农村微观组织的再造,村民自治将朝着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发展,但村民自治蕴含的民主、自由、自主价值理念不会改变,村民自治从封闭走向开放,并最终促成城乡、社区和整个社会的一体化。     

社区自治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

近几年有些地区在城市试点推行社区自治,由社区的居民自己选出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人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学界也把村作为社区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实施后,村民自治更是成为宪法学和政治学界的研究焦点。社区自治的实行对于政府和人大均有相当的影响,社区自治在我国的民主政治之路上有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一、我国近年社区自治的探索与实践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通过,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及其成员不断体制化。1998年,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标志着“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正式确…     

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经济、政治、文化、服务协同: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重建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青壮年外流,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空心化。空心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在新的条件下重建农村社区。重建农村社区,必须将经济、政治、文化、服务各要素协同,政府、社会、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培育自主力量,强化村民自治;加强社区建设,完善服务体系;增强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认同。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     

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H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与思考

<正>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和标志。1980年2月,中国第一个由农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果作村产生,1981年下半年,中央调查组对这一实践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82年"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被写进了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确立了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可以说,从上世纪80代初期到现在,我国村民自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展开,从推进"四个民主"到开展农村社区     

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变动中的农村居民消费观——以辽宁省大连市J村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焦点逐渐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扩大到符号消费领域。本文以大连市J村的经验研究证明,在村民向符号消费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正在逐步减弱;另外,通过运用"生存—享受"二分法分析框架,本文进一步证明,村民对消费对象的符号功能的追求正在不断增加。它表征着当下中国农村社区正在经历迈向"消费体制"的过渡阶段,村民通过消费符号来获得社区认同感,也表征着"物体系"及其价值观正在替换社区传统价值的空间。     

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的着力点

搞好社区 ,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促进社区发展 ,必须以基层党支部为核心 ,加强村级社区组织的配套建设 ,同时要以集体经济为依托 ,增强社区组织的聚合力 ,以村民自治为基础 ,加强村级社区组织的制度建设。     

政府规制与农民创造:规划性变迁中的村社治理转型

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与变迁的历史来看,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农民需求、自发创造和政府规划、支助密不可分,是一种规划性变迁过程。在统筹城乡发展、人地流动的背景下,我国着力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是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创造性转换的探索,旨在建立新型的开放、多元的乡村治理机制。要推动村社治理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规制和支助,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探索——都昌农村社区建设调查

都昌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建过程中,引导农民走出了一条适合落后地区特点的农村社区建设的新路子,逐步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引向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激发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二是按照自然属地划分原则,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存发展质量;三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村民素质,增强精神文明创建的内在动力。     

夯实基层基础 促进乡村振兴——毕节市金海湖新区沙坝社区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

正前进党小组创办700亩规模的党建示范服务青脆套种辣椒项目,有力推动社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成效;党员杨文陶投资10余万元创办扶贫车间服装加工公司,带动8户贫困户就业,年创收10余万元;…………近年来,毕节市金海湖新区沙坝社区积极探索以自然村寨为单元的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推进乡村振兴"筑底工程"试点工作,着力构建基层党建新体系、村民自治新体系、合作经济组织新体系"三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推行"党建+积分""四个创先争优"考核管理办法。     

我国城镇社区权力结构问题研究

城镇社区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具有不同程度的城市性质,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并有相当多数居民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但人口规模和经济功能尚达不到设市标准的社区。权力结构是城镇社区的重要内容,从历史的长河中分析社区权力结构的变迁,有利于明确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促进小城镇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提高社区服务水平。一、我国城镇社区权力结构的历史状况1.单向性。表现为一是归并农业生产资料,实现对村民控制;垄断工业生产资料,实现对居民的控制。二是改造商业资本,实现对社会资源流通的控制;借助计划调节,实现对社区发展的控制。三…     

村民自治制度法治化运作的障碍探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内涵、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法治化运作的必然要求;我国法治理论和依法治国实践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村民自治制度法治化运作的基础。当前涉及村民自治的法律规范存在纵向体系漏洞明显、横向体系覆盖不全的问题,法律主体的不成熟和法律程序的疏漏增加了法律实施的困难,尤其法律意识的消极冷漠更侵蚀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     

秩序与宣泄:乡村社区治理中的互动逻辑

中国乡村社区治理既要贯彻国家主流秩序精神,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农村乡土习俗元素与村民利益诉求,并让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这一互动逻辑不畅,则会有村民运用其"常备剧目"对抗国家政令,从而大大增加国家秩序的运行成本。以秸秆焚烧政令的推行为例考察国家政令在当前乡村中的运行,结果表明此政令的执行给当地农村社区个别居民"怨气"的集聚与宣泄提供了土壤,村民宣泄"怨气"的途径给禁烧禁令的执行造成困惑;当地乡镇村干部利用"权变理论"吸纳民间习俗,尊重村民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相关难题,理顺了农村社区治理逻辑,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乡村社区治理良性互动逻辑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