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与服务重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目标,社会工作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社会力量,基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历史经验,当今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服务水平的提升、政府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工作职业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一致性,社会工作能够凭借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观和个案、小组、社区等工作方法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助力脱贫攻坚、服务困难特殊群体、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开展专业社工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路径探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充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有待加以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具体考察贵州职业教育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过程存在怎样的基本问题,分析职业教育参与扶贫存在怎样的实践困境,并从根源上分析影响因素。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有益于贵州职业教育参与乡村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参考。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多重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破局现行的村两委班子乡村治理格局,高效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落地实施的重要举措。基于角色理论对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的国家治理代理人、乡村基层治理执行人和理性行为人的多重角色进行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因多重角色冲突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治理代理人却难以取信于村民、与村干部权力博弈引发基层治理难题、有限代理权力与无限职责间的冲突等问题。从多重刚性任务的角色目标定位、双重治理角色期望间的矛盾、项目定向任务的急迫性等方面,分析角色冲突背后隐含的原因,可通过多维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认同,提升基层治理自主性、避免角色冲突,完善权力清单下的角色管理等措施来进行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保障体系的建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党的乡村治理理念、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基层组织建设,强化金融支持保障,突出科技创新支撑,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在人财物等方面构筑起全方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保障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能和发展保障。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障。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决定乡村治理的成效,它是一个综合体系,政治领导力是根本,思想引领力是关键,群众组织力是保障,社会号召力是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治理结构协调性、治理主体融合性、治理体系法治化以及治理方式创新性方面的挑战和困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必须要树立先进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法、营造治理环境,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评议协同 共治融合——黄龙镇新田村基层微治理实践之“堂断碑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新宁县黄龙镇新田村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为切入口,以打造“百里脐橙连崀山”精品线路为契机,聚焦“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探索实践“评议协同、共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走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子。评议自治制度的创新激发了村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共治融合机制开创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局面。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形势下国家为改变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落后、乡风文明衰落、乡村治理失序等问题,仅靠政府解决农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会导致实践的有效性不足,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共建共治。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可以充当有力的助手角色。把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实现社会资本成功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应从拓展乡村社会网络、完善乡村社会规范和重塑乡村社会信任三个维度来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1]。     

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之维论析

生态方法是一种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去认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局部化、片面化认识势必会影响乡村治理的成效。应用生态方法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目标机制和路径,有利于系统化、全面化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共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内涵,依据生态学原理,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乡村与城市的共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     

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转变的战略规划。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所涉及的内容和价值却有很大的区别。精准扶贫强调的是发挥扶贫主体的作用,通过扶贫主体帮扶贫困者脱贫,而精准脱贫意在通过一系列的脱贫机制使贫困者具有自主脱贫的能力。可以说,精准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铺垫和前奏,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导向和升华,二者结合构成了当下中国整个扶贫议程的基本内容。本文意在揭示贫困的本质根源基础上,着重探讨精准脱贫战略的实现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仅仅以数字表达的种种脱贫指标,而在于能否建立健全体现精准脱贫战略精神的具体实现机制,只有科学构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能力脱贫、权利脱贫、制度脱贫的三维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乡村。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数字乡村是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驱动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新发展阶段牢牢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深入挖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巨大潜力，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既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注入新动力，也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路径。     

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分析

在分析乡村振兴与合作社互动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合作社通过合作共享机制、民主参与机制和集中规划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通过产权改革机制、金融发展机制和人才培养引进机制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在实践中,城镇化的推进、合作社经营体制落后和全球化冲击使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并使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道路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一困境,应通过政府扶持逐步优化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实现合作社的初步发展;通过改革合作社的经营体制提高其决策效率,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初步实现;通过双向一体化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多维目标。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参与村“两委”决策管理研究

<正>乡村振兴战略是研究我国农村发展现状的最大社会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女性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农村女性参与村“两委”决策管理为研究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特征、关键议题与路径安排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赋予乡村振兴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意义空间,即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全面振兴为目标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具体路向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乡村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乡村发展的民生供给与村民需求错位等,成为影响乡村全面振兴的症结和制约因素。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需要处理三大关键议题并作出路径安排：通过重塑城乡关系以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活力,通过加强协同共治以激发乡村发展内在动力,通过精准谋划乡村振兴项目以挖掘农业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