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不干涉原则在应对缅甸事务过程中的调适

东盟自成立以来一贯倡导不干涉原则,并将其从反对外部势力对本地区事务的干涉拓展到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但东盟的不干涉原则在应对成员国事务的实践中并非一成不变。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盟在缅甸对不干涉原则进行了尝试性调适。通过考察东盟在2003年德拜因事件、2007年“袈裟革命”、2008年“纳尔吉斯”风灾、2012年以来的若开邦罗兴亚人危机和2021年军人再度接权后的应对方式,可以发现,东盟建设性介入缅甸事务的主动性在加强。上述五个案例表明,东盟不干涉原则在应对缅甸事务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张力和限度。不干涉原则的调适虽然增强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但影响了东盟内部的协调一致。同时,维护东盟的整体性是东盟调整不干涉原则不能触碰的红线。     

规范抵制与东盟对地区中心地位的维护——基于“纳尔吉斯”风灾的国际援助规范之争

作为具有施动性的行为体,东盟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08年5月,在缅甸受到“纳尔吉斯”风灾的重创之后,美国等部分国家试图应用“保护的责任”来对缅甸进行强制性援助,这与东盟坚持的“基于同意的援助”规范相冲突。如果东盟无法阻止“保护的责任”的扩散,其将面临域外大国对地区事务的干涉以及自身身份认同和自尊感的危机。在此情况下,东盟在外交场合积极反对在灾后援助中应用“保护的责任”,主动协调国际援助有序进入缅甸。基于东盟具备协调灾后国际援助的能力,并且对美国的社会化程度取得可观的进展,东盟成功利用显性实践维护了“基于同意的援助”并抵制“保护的责任”。东盟在此次灾后援助中表现出的施动性表明,其具有实现自身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的能力。     

1998年的缅甸外交

缅甸外交在１９９８ 年继续稳步发展,但也遇到了新的困难。缅甸与东盟成员国来往密切,但因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缅甸与东盟成员国的矛盾也逐渐凸现。虽尽力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成效甚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对缅实行制裁。缅甸与印度、孟加拉国的关系在１９９８ 年进展不大,缅中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区域治理视域下的东盟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区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东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东盟必须认真考虑解决的问题.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东盟建立了不少合作机制,签署了若干宣言、倡议和协定,并积极与域外国家和环境组织开展合作,然而治理成效还是有限.从东盟存在的环境问题、合作机制和面临的挑战来看,制约东盟环境治理成效的因素,既有东盟层面的,也有东盟成员国层面的.东盟的环境治理尚未摆脱以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治理模式,区域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导致治理成效不佳.其中,"东盟方式"是最大的障碍,如何突破"不干涉成员国内政"这一原则的限制,将是东盟环境合作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东盟治理能力的缺陷和缺乏有效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区域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治理意志与决心不强、集体行动迟缓,说明东盟仍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集团.因此,如何协调政治—安全、经济、社会一文化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东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世纪之交的东盟

世纪之交的东盟曹云华冷战结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东盟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成员国合作的范围也正在迅速扩大。东盟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她在世界事务尤其是地区事务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连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也不得不向她“求爱”，向她讨好。...     

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过去和未来

东盟成立以来 ,不干涉内政原则一直是东盟的基本准则。但随着全球化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印尼森林大火的发生等 ,这项原则受到了重大挑战 ,东盟内部要求对它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 ,西方大国也在这个问题上对东盟施加压力。最终 ,东盟决定仍维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但在一些影响力超出国界的问题上 ,采取“增进相互影响”的方针 ,以维护和促进东盟的共同利益     

东盟协调性主导与东南亚灾害管理合作实践

印度洋海啸之后,东南亚逐步建立起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机制,但在多边机制之外也不乏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区域外行为体的双边合作,因此有观点质疑东盟的作用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本文试图分析东南亚灾害管理合作的多元多重机制,探究东盟的角色和作用.在反思既有规范研究并借鉴国际实践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缺乏规范认同的情况下,务实合作可以为规范平衡提供可能性和过程动力.东盟发挥知识资源和关系网络优势,在不同规范之间进行策略性平衡,通过实践层面的灵活应对来缓和规范竞争,在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中扮演协调性主导者角色.而过程主导模式使东南亚灾害管理合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多重的地区架构.在缅甸风灾和台风“海燕”这两个标志性案例中,东盟运用软性权力弥合分歧、协调斡旋,切实主导和促进了区域灾害管理合作.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效及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研究

2023年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周年,该倡议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并不断得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认可,成为双方友好合作的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认知偏差,对该倡议采用模糊应对或选择性回应,影响该倡议全面深入的推进。通过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究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可望助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排除干扰、增加动能。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影响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政治势力

军人及其所控制的政治势力、民盟及其支持者、少数民族武装和政党在目前缅甸的社会结构中呈三足鼎立之势,但军人占绝对优势,而且后两者不具备取代军人主导缅甸政局的能力。外部势力对缅甸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很大,但在对缅政策方面,中国、印度、东盟不会采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全一致的行动。因此,相当长时间内,军人将继续直接执政或在幕后主导缅甸政局。     

从规避到合作:老挝和东盟关系的演进

在老挝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践和加入东盟的进程中,老挝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了从规避到合作的发展历程.十年来,老挝认真履行成员国的职责和义务,主动融入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而东盟也力促老挝参与区域合作,加强与其他成员国间的合作,缩小发展差距.在与东盟的磨合中,老挝对参与区域合作的认识更为全面,态度也更为理性.     

论国际组织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兼论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演变的原因

本文讨论了国际组织与成员国共同利益、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个体利益以及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从国际组织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角度,对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演变的原因做出了个案分析.同时指出,国际风云变幻只是为国际组织的行动提供了外部推动力,从本质上看,国际组织的一切行动最终根据其代表的利益而变化.     

民族主义与东盟的形成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盟成立的基石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扩大形式的民族主义.东盟的成功之处就是各国在弘扬本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不排斥和阻挠他国的民族主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正是由于保障了各成员国的民族主义,东盟才得以发展至今,这也是小国民族主义的生存方式之一.     

左支右绌:缅甸中立外交的坚守与调适

缅甸的殖民历史使国家安全成为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使得军方长期掌握缅甸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对军方而言,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保证缅甸主权独立完整,因而军方赞同并坚守吴努确立的中立、不结盟的外交原则。缅甸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内忧外患的战略环境,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腾挪空间。由于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缅甸中立外交原则的具体实践有所调适和妥协。1988—1992年短暂弃用中立政策、"一边倒"向中国后,缅甸一直在努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力争实现外交多元化。但是,缅甸长期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当面临严重的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往往只能依靠中国提供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持,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外交的中立主义和多元化产生不利影响。民盟政府执政后缅甸的中立和多元化外交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     

东盟意识面临的挑战

随着东盟的扩大和环境的变化,东盟意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如何培养新成员国对东盟意识的深 度认同,如何应对日趋增多的跨国问题等。对泰国“灵活接触”政策倡议的个案分析表明,面对新的挑战,东盟老一辈领 导人仅愿意做十分有限的调整。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东盟国家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差异与中国—东盟合作

网络安全已成为东盟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东盟国家在网络安全管理体制、网络安全立法、网络安全技术和能力建设、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新加坡、马来西亚为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完善群体”,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文莱为“体系欠缺群体”,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为“体系落后群体”。这一差异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带来了不一样的机遇与挑战。机遇主要体现为：“体系完善群体”为双方创新网络安全技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创造了条件;“体系欠缺群体”为双方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创新网络安全治理经验提供了可能性;“体系落后群体”为双方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机会。挑战表现在：中国与“体系完善群体”合作容易受到域外国家的遏制和阻挠;“体系落后群体”网络安全意识薄弱且缺乏网络安全基本需求,将削弱双方合作的意愿和必要性;东盟整体层面上坚持不干涉原则和基于共识决策的独特合作方式,将阻碍中国与东盟整体合作。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宜抓住机遇,因国施策,分层合作,将中国和东盟网络安全合作落到实处。     

定形与定位──东盟世纪之交的两大中心课题

定形与定位──东盟世纪之交的两大中心课题游明谦１９９５年７月，东盟接纳意识形态迥异的社会主义越南为成员国，大大加快发展步伐。今年７月２０－２１日的东盟外长会议又接受了老挝和柬埔寨１９９７年加入东盟的正式申请，同时还顶住西方的压力，吸收缅甸为观察员，视...     

美国外交政策对缅甸缉毒行动的影响

自1974年以来,缅甸就与美国合作反毒。美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供8 660万美元的援助,从1974年至1988年分14年付清,主要用来训练缅甸反毒官员和购买用于反毒行动的零件和设备。从美国药品服用管理局获悉,缅甸的努力阻止了价值190亿美元的海洛因流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街头。尽管1988年以后美国中止了援助,但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从1988年至1996年问,缅甸仍阻止了价值450亿美元的海洛因流入美国的街头。同时,缅甸国防军围剿了“金三角”坤沙的孟泰军,迫使坤沙无条件投降。在这场反毒战斗中,美国和西方世界不仅不承认和鼓励缅甸的努力,反而实际上通过实施武器禁运,对缅甸的反毒战斗设置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