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从压力型体制到督办责任体制:中国国家现代化导向下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与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助推中国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格局和压力型体制的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后,当代中国的发展环境、目标和任务都发生新的变化,政府运作模式开始从压力型体制向督办责任体制的转型进程。督办责任体制有其特有的内涵、特征、运作逻辑与运行流程。督办责任体制的运作逻辑主要体现为:首先,关涉上下级权力配置与权力行使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为上级权力对下级的压力传导;其次,与目标管理联系在一起,涉及总目标制定、目标分解、目标达成、目标控制和目标考核等一系列过程;再次,将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有机结合,强调高层的战略规划、中层的决策引导和基层的执行责任的有机统一;最后,构建激励与问责的双重保障机制,形成过程督办与结果奖惩相结合的全方位激励机制。督办责任体制更加强调中央意识与基层目标的上下贯通,战略决策与执行的有机匹配,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与严苛问责,以及对执行者的有效激励。     

在约束与自主之间:政策文件嵌套的形成逻辑

政策文件嵌套是下级政府套用上级文件来论证政策文件制定的合法性、执行内容的合规性的一种行为,是科层制运作的功能载体和政策执行的工具手段。根据数量—内容的框架,政策文件嵌套可以被划分为循例型、行政型、借力型、重组型四种类型。政策文件嵌套每一种类型的形成都与约束性与自主性的强弱程度相匹配,约束性与自主性的不同组合构成政策文件嵌套的深层机制。由于约束性与自主性都有扩张的本性,两者的失调会带来政策文件嵌套的形式主义遮蔽风险。政策文件嵌套的风险实质上反映了纵向府际间权责关系的失调,因此规避风险需要以协调权责关系为主要方向。     

危机动员与“道统”正当:古代中国灾荒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瘟疫的史料分析北大核心

荒政是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历代统治者面对灾荒危机时,常常会采取动员的措施,以稳定社会、维护秩序和巩固统治。动员型灾荒治理背后体现出古代中国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在对话行政生态论、资源动员论和道统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风险感知—资源摄取—道统正当”的分析框架,对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的瘟疫治理实践开展微观史料的分析。研究发现,古代中国灾荒治理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和文化情境特征的政治过程,围绕危机动员的政策议题,君主、官僚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策略互动,“何时动员”取决于君主与地方官员对统治风险的感知,“如何动员”体现为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与由内而外的社会整合,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摄取,而“为何动员”则源于儒家“道统”的赓续与价值的宣扬。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也为中国式危机管理的学理分析提供可能的思路。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扶贫场域内科层组织的制度弹性——基于广西L县扶贫实践的研究

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     

推动政策的执行: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工作组模式研究

政策执行问题一直是各国都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对中国政策执行中工作组模式的研究表明,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为某项特定政策派遣工作组,会推动该政策得以有效执行。不同的工作组在推动不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下级机构那里,工作组有可能是能力提升者,或意愿改变者,或二者兼而有之。工作组模式在中国现行国家组织架构下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工作组模式应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构成要素之一。     

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中",闹大"已经成为公民抗争的重要逻辑。本文以近年来大量具有闹大特点的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归纳了闹大的发展过程,概括和抽象了闹大的逻辑,并在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框架下,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对闹大的功能性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性分析。从利益表达的角度分析,闹大主要涉及到谁来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表达了什么的问题;从资源动员的角度分析,闹大的主要问题是动员的对象、动员过程的特征和动员的机制等问题;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闹大则与公民成为问题的界定者、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的以及由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等密切相关。闹大是透视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对闹大的描述性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的规律和逻辑。     

政策执行的路径—激励分析框架:以住房保障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研究面临的一项挑战是如何在多个变量之间建立结构性框架。从府际关系的视角,可以建立政策执行的"路径一激励"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关注政策路径和激励机制两个变量,区分了政策执行的四种模式:行政性执行、变通性执行、试验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当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足够强时,即使政策目标和实现途径不明晰,地方政府也会积极开展试验。这种试验性执行不仅会增进对政策环境的理解,也可以避免由于决策失误而损害政策的公信力。在单一制结构下,政策执行既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结果的行动过程,也是政策路径和激励机制的改进过程。     

政策动员及其在中国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运动———强制式动员模式在完成国家集体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一模式运用到极致。改革后,政治动员开始向常态和制度化的政策动员转化,群众运动式的动员开始向运动式治理,强制式动员开始向诱导式动员,运动剧场的营造式动员开始向政策宣传与理论学习转化。     

论西部大开发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

文章认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社会动员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模式。西部大开发需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动员。其特点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促进民间投资;二是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三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其基本形式:一是体制动员;二是利益动员;三是精神动员。     

纵向政府组织博弈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失灵探究

公共政策执行失灵主要由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围绕利益的博弈互动难以避免。本文从博弈视角深入权力的微观运行之中，指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单向垂直委托代理博弈的客观存在性，并分析其危害与成因。尝试性地提出双向委托代理博弈的创建路径，期盼能有效地规避政策执行失灵，提高政策效能，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社会动员的一般模式分析——以“汶川抗震救灾”为例

近年来,我国逐渐进入了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突发期和频发期,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这些灾害就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否用最短的时间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抢险救灾中来,就成为能否应对灾害,减少损失的关键所在。而能否动员起人民群众的关键是采取有效的动员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以往成功的动员案例中进行总结,汶川抗震救灾中的动员就是一起成功的案例。     

条块互动视角下土政策的生成及演化——基于C县小额信贷政策的过程追踪分析

为什么基层治理中会出现土政策？大量存在的土政策对体制运作又有何影响？本研究以条块互动为分析视角,利用过程追踪分析,对C县小额信贷土政策的生成过程进行深度剖析。研究发现土政策的生成经历三个阶段：（1）任务下达阶段：直线条条设置了过高的绩效目标,斜线条条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条款,块块部门施加了过强的行政激励。（2）变通执行阶段：行政激励迫使下级部门突破限制条款,以追求更高绩效目标,并且在变通过程中有效防控了变通风险。（3）寻求认同阶段：当变通政策取得绩效后,下级部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认同,不同的上级部门因为绩效共享与否、责任共担与否而给出不同的认定意见。如果上级部门默许,或者多个上级部门意见相左,变通政策就演变为土政策。土政策生成是制度内条块互动的结果,土政策演化则反过来推动制度的渐进变迁。本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政府中条块关系、政策变通的认识,也弥补了街头官僚研究中忽视政策评估阶段的缝隙。     

政府主导型生态建设的地方实践——以陕西X县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为例

中国生态建设工作带有鲜明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色彩。在生态建设的实践中,地方政府是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和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双重角色于一身的行动者。而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结构背景——压力型体制与非程式化的乡土社会——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正式的官僚体制制度实现对下级政府的动员,但是又必须通过某些非正式的策略来完成任务以应对上级检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与治理 ——以S市0-3岁儿童托育政策为例

0-3岁儿童的教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规范和引导托育市场,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存在利益冲突,致使政策执行效果与既定的政策目标产生较大的偏离,主要可分为政策内容本身引起的偏差与政策执行行为引起的偏差两种类型。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利益水平两个维度对托育政策中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分类,清晰地界定政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在此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权力-利益矩阵,分析各利益相关方所具有权力与欲获得的利益,从多层次、多元合作、提高管理、市场培育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政策执行偏差的策略。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内输入问题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动员型政策，强制推进。这种政策模式的合法性又取决于政府内输入机制和公民认同聚合的有效性。政府内输入机制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公民的因素，而内输入机制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削弱了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政府必须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改善政府行为，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网络。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