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与影响

作为法律约束的重要补充,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具有多方面的约束与影响,必须从制度建设、决策过程、行政管理方法等层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论行政伦理诉求

公共行政不仅应当追求科学化，还应该恪守道德的原则。行政伦理是对行政活动的道德审查。行政伦理的设定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基于中国“自律诉求”传统行政文化的制度困境、西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分析，新时期我国行政伦理诉求的路径应包括道德的制度安排和个体德性的伦理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制化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我国行政问责制在运行过程中并不完善,在行政问责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法制化建设势在妊行,使之切实做到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     

浅谈我国行政管理的法制化

现代行政管理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法制化的管理。行政管理法制化是当前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行政管理法制化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行政伦理界说

本文从语义学和语用学角度对法、道德、伦理以及行政、公共行政等行政伦理的相关概念作了分析 ,认为行政伦理就是政府过程中的伦理。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 ,文章分别从价值层面、规范层面、秩序层面和治国层面对法、道德、伦理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浅论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制化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要实现法治国家，其前提是宪政，而宪政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要建立有限的、负责的政府，防止专横的、滥用职权的和绝对的统治。我国宪法从组织、职权及活动原则等方面，对行政行为作了最高法律形式上的规定，从而为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制     

食品安全问题的行政伦理审思

行政问责的伦理实践基础薄弱,食品生产者、监督者、消费者伦理失序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操作性差、惩罚性有限,是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效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安全体系,建立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机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加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失效的路径所在。     

论行政伦理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与否对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有着先决意义。制度安排是行政伦理建设的起点,它不仅包括将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更强调行政制度、体制本身的合伦理性。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道德回报与激励机制,作为两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尤为迫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对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建设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行政伦理规范的必要性主要有它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现代公共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我国融入世界一体化潮流的要求.其基本原则应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突出公仆精神和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为价值导向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时,要注重以下几方面要革新传统观念、重视改革政府组织、加强制度约束、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发挥道德监督作用.     

行政主体纵向权限法制化刍议

纵向行政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是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主体的纵向权限没有明确的划分,随意性很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时代迫切要求对纵向行政主体之间的权限进行重新定位,进而使之实现法制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新思维,从多方面进行整合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中国行政立法的利弊得失

行政立法自产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指责,但在世界各国的法制实践中它又大行其道,蓬勃发展.人们一方面质疑甚至指责行政立法威胁着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怀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行政立法的危险和隐患是可以避免的,甚或是由于对行政立法的不当使用引发的.事实上行政立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完善行政立法监控制度,避免其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以及对其的误用和滥用.     

The Liberal Justific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 Values and Administrative Expediency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justifications for autonomous units of local government, derived from the writings of J. S. Mill and later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value of pluralism. These arguments fail to show that local government is a morally necessary, as opposed to expedient, adjunct to liberal-democratic government. The paper develops from J. S. Mill's ideas on liberty a more substantive justific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local government can be a means for ensuring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collective decisions are made solely by those people affected by the decision.     

Discourse Ethics and the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of Tolerance

Abstract

The following paper considers the extent to which discourse ethics can adequately respond to Habermas' own call for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for the expectation of tolerance. It concludes that discourse ethics is able to lend its services to the flagging fortunes of the idea of toleration, not by seeking to underscore this idea with rationally compelling argumentation, but by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e possibilities opened up to a life which accepts this principle.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     

行政违法追诉时效与法律适用问题

行政违法追诉时效仅以违法行为过程为标准难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为此,应辅之以危害后果为时效起算、认定违法行为的标志才能解决实践中的一些执法难题。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

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突发性公共危机成为当前公共治理中无法回避、常态化、尖锐而复杂的难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应用,是突发性公共危机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行政自由裁量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方有价值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也才有积极效用性可言.因此,在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今时代,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建构自由裁量权合理应用的行政伦理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中国现代化对政府行政伦理的现实诉求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全新的时代特征,需要政府解决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在社会更高层次上进行管理、调节和引导。建设民生型、服务型、德治型政府,提高政府的行政德性和行政效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对于政府行政伦理提出了全新的现实诉求。对此,我们可以从政府行政权力的本性、社会治理的变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道德现代化等多个视角加以把握。     

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

行政伦理是以责、权、利的相互关联为基础,以调节个人、组织、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它在现代公共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构建一套现实、合理、完整的行政伦理规范系统,首先必须设定其基础性前提,即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价值取向、棱心价值取向、根本价值取向及目标的价值取向.     

构筑行政人责任伦理的若干思考

责任伦理是责任行政的核心要求。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伦理规范的模糊性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和伦理性等原因,行政人责任伦理建设显得尤为迫切。通过行政人格的提升、良好环境的生成以及机制的健全,有助于帮助行政人摆脱责任伦理困境,从而构筑一个行事以公益、正义为中心,内省以责任,外达于服务,和谐为实践基础的行政责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