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

算法时代中,"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茧房"等非正义现象引发了算法规制的需要.但算法商业秘密的存在使算法处于"黑箱"之中,成为算法正义实现的障碍.面对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的张力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平衡;算法知情同意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拒绝权等私权制约;算法正当程序.由于对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考量主要局限于维系商业道德和市场秩序,无法实现对算法商业秘密的有效制约.算法私权中基于一般道德和法理的算法拒绝权能够成为制衡算法商业秘密的强理由,同时,算法正义需要建构一种基于过程的,而不是仅基于结果的正当程序观念.     

拷问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效力——从一起死亡权案例说起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基于事实和法律命令撤销永久植物人特里·夏沃的维生程序,但州立法机构却制定《特里法》授权州长对法院的终局判决发布暂缓执行令,这不仅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对司法权的联合侵犯,违反了州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而且是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公然漠视,偏离了美国宪政民主和法治精神,因此,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效力在实践中值得怀疑,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理想追求,而非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设计。     

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立法不足与完善

律师调查取证权在我国不仅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原因,并根据我国实际提出对策。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

律师的刑事辩护拒证权 ,是指辩护律师因保守职业秘密而在刑事案件中享有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律师这一权利。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各国立法一般规定 ,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并具备作证能力的人 ,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为使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 ,许多国家立法都明确规定 ,对无正当理由 ,拒不出庭作证者 ,可以采取传唤、拘传、罚金或拘役等强制措施或惩治手段 ,强迫证人到庭作证。但在特殊情况下 ,法律对一些具有特定身份的人 ,也规定了拒绝作证的义务 ,这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律师的拒绝作证权。世界各国和地…     

公司分立中的劳动合同承继制度

公司分立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因公司分立具有概括承受分立公司全部或部分营业或财产的效力,因而势必将影响公司劳动者的权利。因此应在兼顾公司治理权利的原则下,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确立劳动合同承继制度,以填补我国劳动法在保护公司分立中劳动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请求保护其正当权利的法律空白。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要求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容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公民的拒绝权若干问题探析

公民对行政主体非法作出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某些行政行为 ,享有直接抵制的权利。拒绝权具有派生性、严格限制性等法律属性 ;拒绝权来源于人民主权原则、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及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性原则。拒绝权行使范围应当考虑的要素是 :行政行为的侵害性程度、公民受害性程度及其权利的基本性、重大性     

浅谈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证人出庭作证原则的例外规定。当前,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拒证权制度,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长期没有这一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文试图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价值理念探讨为起点,对我国的确立拒绝作证权的社会条件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性分析,阐述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我国可以确立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对证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商品房质量瑕疵与买受人拒绝受领权关系问题之探讨 ——以非主体结构性质量瑕疵为重点

目前司法实务中占优势的观点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48条的规定,买受人以标的物质量瑕疵为由拒绝受领的,相关质量瑕疵应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这是对《合同法》第148条的误读.买受人的拒绝受领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既可以基于实体性的合同解除权而产生,也可以基于买受人对瑕疵给付所享有的瑕疵补救请求权而作出.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定的质量标准,只要相关瑕疵不属于显著轻微或无法补救的情形,买受人就有权拒绝受领,要求出卖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补救后重新交付.如果出卖人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瑕疵补救或因补救瑕疵导致迟延给付的,应当承担拒绝履行或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     

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之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在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导致了一方面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一方面律师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缺乏对辩护律师的人身权进行保障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本文从在我国构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理论依据、价值所在和现实基础着手,探讨构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体系来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比较与借鉴:韩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变化——以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韩国2007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是在人权保障理念指导下,对刑事诉讼法所进行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整合.该修正案不仅突出了对辩护权的实质保障、确立了非羁押状态的侦查原则、完善了沉默权制度,而且还为保障基本原则与制度的实施.规定了具体的实现手段.其立法中所体现出的重人权保障的理念、注重对伦理的维护以及适时立法的方法,对完善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正当化

证人出庭作证作为证人的基本义务是维系现代刑事诉讼正常运转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各国普遍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不高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最薄弱的环节,而确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之所在。为了避免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正当化,应明确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证人出庭作证的表现形式;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设置;构建相关的制度保障。     

我国飞行员跳槽法律问题研究

飞行员跳槽不仅凸现了航空领域劳资矛盾和人才竞争矛盾,也凸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针对飞行员特殊劳动者身份,一方面,应保障其作为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应合理限制其权利的行使,以保障民用航空公司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权和公共利益。同时,我国应针对民用航空业的特点,引导组建民用航空行业协会,在法律框架内,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则,以规范飞行员流动秩序,抑制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临终患者自主权研究——以境外近期立法为切入

近年来,韩国和美国加州分别通过了关于临终患者自主权的立法。临终患者自主权可分为拒绝维生治疗权和要求死亡权两大类型。拒绝维生治疗权来源于身体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利,大多数法域都予以认可。要求死亡权的实质是要求医生杀人或帮助自杀,违背了"不得杀人"的基本法则,因此仅有个别法域承认其合法性。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应当建立由临终关怀与临终患者自主权共同构成的临终医护法律制度。在临终患者自主权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决定了我国不宜采用要求死亡权;相反,我国应当采用拒绝维生治疗权,因为我国具有建立该模式的法律基础与社会基础。     

对强制证人到庭例外规定的思考—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并未赋予特定亲属拒绝作证权。《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求被告人的上述亲属必须提供相关证言,同时又允许这些特定亲属拒绝出庭,实际上是以维护家庭关系之名,严重妨害了被告人的对质权,有必要以法治国家通行的亲属拒绝作证权取代强制证人到庭例外规定。     

对强制证人到庭例外规定的思考——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并未赋予特定亲属拒绝作证权。《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求被告人的上述亲属必须提供相关证言,同时又允许这些特定亲属拒绝出庭,实际上是以维护家庭关系之名,严重妨害了被告人的对质权,有必要以法治国家通行的亲属拒绝作证权取代强制证人到庭例外规定。     

论警察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与对策

警察在刑事诉讼中出庭作证是警察权规制和警察公信力恢复的重要路径,目前警察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已有改观,但警察出庭作证仍因偏少而成为媒体新闻,究其原因主要有传统观念的影响、立法上的不足、刑事诉讼结构的制约、证据规则的欠缺、警察自身的因素等,可行的应对之策当包括贯彻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落实直接言词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警察出庭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作证促进机制、完善警察自身保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