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冲突的解决

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相互冲突的情形较为突出。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关联的现象普遍存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应当适用行政赔偿还是民事赔偿,存在着判断上的混乱。另外两种赔偿程序如何衔接法律也无明确规定。本文从行政诉讼法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行政事实行为侵权的赔偿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政府职能开始转变,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的兴起,行政事实行为侵权问题日益突显。现实中存在不少行政事实行为侵权的问题,而行政相对人并不能得到救济现象时有发生,本文重点结合行政事实行为的特性,以此来具体探讨哪些行政事实行为应得到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标准、行政事实行为侵权赔偿路径选择,以此来完善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     

不动产登记错误行政赔偿中的损害事实及认定

实践中因登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登记机关未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导致登记错误的情形较为常见。由于存在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两种不同性质的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只有在受害人的损失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获得赔偿的范围内，才属于受害人在行政赔偿中的实际损失。这种观点和司法实践不利于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按照登记机关在损害中的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确定赔偿责任，对受害人的直接财产损失予以赔偿。     

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裁判文书作为人民法院文明和公正司法的载体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形象。为规范裁判文书,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今年上半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组织人     

试论行政事实行为及其行政赔偿制度

随着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人文精神与服务观念逐渐渗入现代行政行为理念之中,政府的行政职能由监督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信息公开、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布不合格食品厂家名单等行政事实行为应运而生,行政事实行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而当前有关行政事实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较少,与之相应的行政赔偿制度很不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损后难以得到救济。所以,科学地界定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对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制度现状展开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完善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同一事实侵犯不同主体——知识产权权利的赔偿问题探讨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智力创作成果,具有较强的流转性,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相脱离的情况已十分普遍。正因为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是不同的权利主体,便诱发了侵权人以同一事实侵犯不同主体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的发生,作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新类型案件,其赔偿问题成为该类案件审理中的     

法律中的事实——论法律事实的形成及其客观化

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是司法过程的弱点所在。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由生活事实通过证据和证明规则的过滤，形成案件事实；二是案件事实经过实体法规范的裁剪、组合後形成法律事实，其中有实体法规范的作用。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判断因素，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法律事实形成过程的客观化包括两个方面，即心证公开和判决理由公开。     

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任务,其认定过程分为从主张事实到待证事实再到裁判事实两个阶段。目前,民诉学界对于第二阶段即如何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但对于第一阶段即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过程却很少有人问津,甚至认为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实际并非如此,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也是一个内含复杂逻辑推演的过程,是一个当事人的主张事实经实体法律规范内含的要件事实涵摄表现为程序上的主要事实再经当事人是否存在争议的筛选形成待证事实的过程。     

刑事裁判中的事实分类——以裁判对象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以动态的裁判对象为视角,诉讼事实可分为案件事实、公诉事实和裁判事实。其中,案件事实是侦查标的,公诉事实是控、辩、裁三方诉讼行为的指向,裁判事实是庭审终结所确立的结果事实。对裁判事实的分类,具有明确法官的裁判范围并界定控辩双方的攻防目标的重要意义。     

论法律中的事实问题

事实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范畴 ,客观性是指事实的实在性 ,而主观性可以理解为事实的语言性和事实的选择性。事实是纠纷的组成元素 ,我们能够在掌握一个纠纷的部分事实的情况下把握纠纷的面貌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 ,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法律事实”概念 ,因为在既有法律制度范围内 ,裁判对事实的选择受制于法律。事实得到确证才能成为裁判根据。确证事实有多种方法 ,但在大多数情形下要通过证据证明。     

试论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的竞合

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责任,当它们于同一案件中发生竞合时,如何区分行政机关与民事侵权行为人所应承担责任的份额及数额是近年来出现的案例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分析此种案件中侵权行为的性质,进而探究当事人权利救济的程序。     

法律事实辨析

法律事实是指在法定的程序空间内,由多方诉讼主体依据既定的规则建构起来的一幅案件事实图景,它是某种法律裁决据以作出的事实依据。法律事实是经过程序法规范过滤了的事实,是依据证据规则而剪裁出来的事实,是主体描绘出来的事实,它具有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司法活动的目的应该从发现事实真相转向确保法律事实形成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理论研究也应该由对于制度的解构或建构的研究转向针对具体的司法过程的研究,从而实现由关注静态的法律到关注法律的动态运作过程的转变。     

海峡两岸教育行政赔偿比较

海峡两岸在教育行政赔偿问题上存在一些区别,通过案例分析和两岸相关法律的比较,如赔偿法规、行政侵权归责原则、教育赔偿主体、赔偿程序等的比较,从中可得到一些启示,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合理性——惩罚性赔偿适用辨析

是否在知识产权领域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我国的立法理论上把知识产权归属于民法,但是其却日益呈现与民法基本价值相背离的情况,原因在于从国家层面而言,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政策的工具。而一种制度合理与否的判断往往要借助成本——效益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借用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对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进行经济分析,以辨析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性。     

法律判断形成的事实认知

法律判断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形成的,以往关于规范层面的著述可谓较多,而对事实认知的探讨却少之又少。本文在强调事实认知在法律判断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并对几种事实进行了界分与评析。法律事实的形成需要规范指导,但规范指导下的事实认知,又容易使事实变形;从个案事实中可以抽取法律规范所需要的要素,但只能使事实变得抽象,而不能让事实偏离真实;规范可以赋予事实以意义,但不应为迎合规范的适用,而使事实偏离本来面目。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5条以一般规则的形式宣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抓紧落实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司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其中的主要问题。基数难以确定,倍数的确定缺乏统一标准,法定赔偿滥用,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酌定赔偿适用混乱,地方性裁判指南规定的数额标准不一致导致"类案不同判"等,都是当前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中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侵权获利或者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对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推定;明确实际损失的构成,在损失计算方法上适当借鉴域外经验;统一侵权获利的确定标准,同时考虑技术分摊问题;明确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明确许可使用费确定时的考量因素;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综合考虑刑事罚金、行政罚款、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规范地方法院裁判惩罚性赔偿案件数额标准不一致的情形。     

论证据意义上的事实

研究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有助于准确把握事实与事物,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准确理解与把握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定首次明文确立的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事实与事物既有同一性又存在明显差别。事物是事实的载体,事实是事物现象的表述;事物会发生变化,事实却不会变化,事物的变化导致产生新的事实;事物的反面是无,事实的反面是假。案件事实不同于证据事实,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根据;案件事实的存在形式不受限制,无法被消灭,却有赖于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客观性特征外,还具主观性特征。证人证言中的事实与意见的界定,以及确定证人证言意见性陈述＂合乎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方法,证人根据专业知识就专业问题作出的评论与判断意见性陈述应具有证据事实属性。     

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事实如何生成?——基于事实认知层次的分析

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对事实问题的认知都因循从案件事实到要件事实再到裁判事实的认知逻辑,合格的事实认定应是理性认知的产物。行政诉讼中的事实认知因涉及权力间关系问题而体现出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案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以行政案卷为基础,结合法庭调查情况完成对“发生了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处理”等案件事实的整体性认知。在要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按照序位逐一对案件事实作法律归属论证,排查行政行为的违法项。完成合法性审查后,法官结合价值判断,确定裁判意向与裁判事实范围,启动裁判事实认知。根据裁判意向的不同,法官可在行政基础事实、行政行为事实、诉讼合法性要件事实与情形变更事实中选定一项或多项作为裁判事实,并结合证据完成事理融贯的事实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