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强拆背后权利与权力的思考

公共权力来自权利,一切权力皆属人民,财产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违法强拆事件中行政权力与公民私权的冲突应当提交司法裁决,禁止行政强拆.厘清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公共权力运行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公共权力运行中必须紧密依靠公民权利的拥护与支持.只有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社会履务与社会管理职能并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实现.     

创建高绩效行政机关须法治先行

创建高绩效行政机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目标。法治建设是创建高绩效行政机关的重要内容与基本前提,其重点是大力倡导并贯彻公民权利保障的观念;正确处理好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机关必须做到职权法定、坚持依据法律、遵循法律优先、切实做到权力和利益彻底脱钩;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浅论依法行政的法理依据

依法行政所涉及的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出发,可以寻求到依法行政的法理基础;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政的必然要求;行政机关拥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的现实原因。     

增强法治理念 推进依法行政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要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增强法治理念。政府及其公务员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权力观,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力,建设和谐社会。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     

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以行政许可法制度为视角的探讨

在宪政框架下,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希望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在考量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时,既要基于公民权利至上的逻辑起点,也要正视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基本事实。新近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对权力(利)框架进行重构,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对应层面对权力(利)关系进行诠释,取得瞩目的突破。在宪法保护人权和保护私产的思想指引下,只有在“公民私域权利自由”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民公域权利自主”的积极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权利至上和人身彻底解放的终SE目标。     

试论行政问责体系中的社会问责

社会问责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制约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的有效途径。社会问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问责体系功能的发挥。社会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以自由看待权利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试论法治视域下《行政强制法》的意义、亮点及不足

制约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是行政法治的永恒话题。《行政强制法》的颁行具有解决行政强制的＂散＂、＂乱＂、＂软＂,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等意义;《行政强制法》围绕＂以人为本、行政为民＂这一核心价值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亮点;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行政强制法》还有若干立法不足,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总结发展和完善。     

疫情防控中的宪法功能研究

宪法具有规范国家权力行使,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确保社会稳定发展和推动法治向前发展的功能。而疫情防控中凸显的社会问题要求行政机关充分发挥宪法的功能。具体而言,在控制疫情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做到及时通报,依法抗疫,自觉维护公民权利,依法防止疫情蔓延和恢复经济正常运行。在疫情防范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事,自觉用宪法功能检视工作的得失和强调公民权利保障。只有这样,国家机关才能妥善应对和防范疫情,持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解构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中,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平衡的法理分析

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权力,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     

法治政府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是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法治政府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因为政府产生的基础、政府行为的界限与政府权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讲都是公民权利。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包括立法机制、司法机制与执法机制。立法机制就是要合理配置权力并完善权利体系,司法机制强调要确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执法机制则涉及公民权利的消极保障与积极保障以及权利限制两个问题。     

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来合理地制约权力.但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被倒置和互相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大忌.所以说,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不仅要看公民之间是否依法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与纠纷,更重要的是看国家与公民是否依循宪法和法律来解决相互间的博弈.因此,行政权力如何在公民权利合理制约下恰当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相辅相成、和谐互动,就成为当前我国理论与实践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权利本位:公安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安行政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安行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就是确立权利本位的范式,实现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同时,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把职责本位作为公安行政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公安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与平衡——以《行政强制法》为视角的探讨

政府与公民是宪政框架下市场经济模式中最主要的博弈主体,因此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关系的变更、边界的调整,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博弈过程。如何保证在冲突的语境中找寻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平衡进而实现正和博弈下的＂共赢＂,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主流价值追求。2011年6月30日颁布的《行政强制法》把平衡行政强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为贯穿该法各项制度安排的一条主线,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既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限缩和控制,更关注了对公民权利的伸张和保护,初步实现了理性平衡二者关系的立法价值追求。     

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平衡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法治解析

深入探讨中国行政由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的平衡模式转变，需要进行法治解析，即从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制度操作三个层面，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宪法和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角度，论证限制政府权力和利用政府权能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问题；从行政权运行的三种模式——控权模式、管理模式、平衡模式入手，比较它们之间的形态和特质。     

理念、制度与走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盘点

法治政府建设应遵从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体现法治政府的主要面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进路,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型向主动改良型的理念转型,展示了法治后发国家在现代化模式之中的务实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行政权力构造体制、行政权力运行体制、行政权力监督体制、行政权力的规范体系,在取得较为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亟待完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我国现行的法治政府建设路径符合我国的基本状况,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法治建设的中国探索,从传统现代化模式中开辟出一个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法治之道,将有助于实现我国的现代转型,并为世界的多元现代性方案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