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及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对失职官员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高层官员进行了追究和惩罚。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各种“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仍属于“个案”, 尚未形成一种规范和制度。为了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一、“问责制”的涵义官员问责制是行政官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时,     

社会团体问责制探析

社会团体问责制就是指社会团体作为异体问责主体,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结社权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的运用,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社会团体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社会团体问责制构建依据和基本内容的探讨,指出我国社会团体在问责政府和官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社会团体问责制的基本路径和重要意义,有利于构建责任政府,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政府官员问责制亟须法制化与程序化

2008年的9月真可谓是一个黑色的9月,继“三鹿毒奶粉”事件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特大事故,随后,在政府高层领导中刮起了一阵强烈的行政官员问责风暴。一时间,官员问责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为加强政府官员的责任心、整肃吏治,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的安全,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正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不足,加强对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另行选举与补选

七、罢免、免职、撤职、辞职 常见错误：概念不清，造成混用。 规范用语：罢免，是相对选举而言的免职方式，被选出的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需免去其职务的，由选举他的机关、选区罢免。免职，是人大常委会对由它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人员免去职务的方式。撤职，是指对人大常委会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人员有违法违纪或严重错误行为的处置方式。撤职是一种行政处分，具有明显的监督性质。     

问责后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     

问责制如何避免“问而无责”

中国建立问责制的时间不长,还需不断完善。要将问责官员的责任作出明确的区分,防止被问责官员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同时要强化内部监督、明确政府责任、提高问责制度的刚性,并且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并落实监督效果。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战胜于朝廷”：问责制浮出水面

2003年肆虐中国的“非典”，让当时中国的两位行政高官——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丢了乌纱帽，中央政府以此为契机推出了行政问责制。此后，一批行政官员由于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或者由于在行使职权时的不当行为被免职或引咎辞职，中国政坛震惊了。对于中央政府的这一举动，全国人民欢呼雀跃，全世界也开始关注中国政府的“战胜于朝廷”，人们对于问责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质量安全关系重大,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能为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食物链提供保障。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运用时间较短,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应在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强化异体问责,规范问责程序和问责后的官员复出程序,以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促进作用。     

聚焦问责风暴

近年来,各级政府秉承权责统一,用权监督,侵权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在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对该作为不作为、不该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进行严厉问责,是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问题被追究责任,问责风暴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一）

记者：推行官员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建设无法绕开的实践课题，也是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何为官员问责制？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官员问责制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有关法律行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功能,对公共负责,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责任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仍处于行政性问责阶段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政府对政务活动进行信息控制造成,要建构良性问责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     

绩效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新发展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政府绩效水平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制的深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双重功能。由于多种原因,在政府绩效问责制的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境。只有正确认识绩效问责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成功地推进政府绩效问责制建设,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问责制--深化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一环

一、问责制的出现与作用 2003年春天,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内)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而被罢官去职.2004年春天,又出现了一大批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的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因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而受到查处与追究.这一来势凶猛的"问责风暴",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查处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果断行为,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开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先河".难怪群众和媒体惊呼,这是从上而下刮起的一场"问责风暴".     

官员诚信问题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祝天智在《理论探索》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造成地方政府官员诚信不足的原因很多，干部人事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应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从根本上保证地方政府官员的诚实守信；规范干部考核晋升制度，构建地方官员诚信激励机制；健全监督惩戒体系，筑起失信行为的防火墙。     

数字

破坏景区植被最少罚500000据新华社消息,我国对破坏风景名胜区环境行为处罚偏“软”的情况有望得到改变。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风景名胜区条例(草案)》的修订工作已经完成。新修订的《风景名胜区条例(草案)》中突出了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处罚力度也明显加大。根据这一草案规定,对于严重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活动的,将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或限期拆除,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问责制在重庆已“问倒”89名官员重庆晚报消息,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实行行政问责制,已“问倒”89名政府官员。重…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