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唐代对于民间复仇,仍然承继着传统法律中对此问题的两难处境。从实质上而言,复仇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礼”与“法”之间的冲突。“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两种手段,帝王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礼与法的和谐,可是礼与法毕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两者在具体个案中导致     

古代祭祀礼仪的法律规制与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祭礼,历史悠久,内容宏富,颇具特色。其程序之复杂,仪节之细致,规矩之严格,场面之宏大,也堪称一绝。它位居“五礼”之首,是古代礼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秉承“神道设教”的宗旨,蕴含“天人合一”的观念,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世俗化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的乐与法

在中国古代,乐本身也是一种法,而且是一种“根本大法”。乐与中国古代另一“根本大法”礼属于并列、交叉关系。此二者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以乐治国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最富特色的治国方略。     

中国古代的预防犯罪体系

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各项措施时,都把预防犯罪放在重要地位,不断总结预防对策,并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探讨,同时注意将预防犯罪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总的来看,中国古代预防犯罪的措施主要包含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礼防民 德礼思想源远流长,它起源于西周。礼是西周法律的主要形式之一,它除了调整统治秩序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以为民坊”。即礼如堤坊一样,没有堤坊就要发生水患,没有礼则要发生祸乱。所以,礼起着“绝恶于未萌”、“塞乱之所从生”的作用。也就是说,礼可以用来作预防犯罪的手段。     

儒家思想与礼制——兼议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礼的产生与秩序化,儒家因为对礼的追问而得出仁学思想。作者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追本溯源,认为礼的起源与礼所象征的秩序等级的确立和深化是儒家思想确立与完善的基石。作者通过对儒家的秩序和平理论;儒家思想中的礼与法;孔子"道德金律"的伦理学意义等几部分的论述,来考察儒家思想与礼制的渊源关系。     

双重框架下的宋代平民女性

礼制与法律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两大支柱。在宋代,传统法制较礼制对妇女的言行的束缚不断得以加强,特别是神宗加强法制建设后更是如此。当时,在对普通妇女生活的约束方面,“礼”与“法”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特殊形态,不是法律被礼教同化,而是礼教依附于法律。“礼弱法强”成为普通妇女生活的一个突出现象。从而使当时普通妇女的生活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许多新变化。     

中国法制历史中礼与法的关系

本文作者认为: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人们和社会总的行为规范,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历史始终受着礼制的支配和影响,是一部礼法结合的历史。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法制历史中的礼法关系:(1)礼的概念,从礼法混乱到礼法结合;(2)礼治与法治不是水火不容,儒家并非无视法的作用,而法家也不否定礼制,礼治与法治后来渐趋合一;(3)礼对法具有支配和影响作用,礼是立法的根据,礼制规范被移植为法律,礼制是适用法律的原则;(4)中国古代的礼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总的政策纲领。     

从“礼”与“法”的融合看中国传统法的文明渊源——从马小红的《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入手

2001年马小红同志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法学泰斗曾宪义先生的博士生。在此期间,撰写了《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这部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教授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已有7年多,喜好阅读有关法制史方面的书籍,有幸在2005年读到马小红同志的这本关于中国法制史中“礼”与“法”的研究著作,对其中关于“礼”和“法”的渊源以及深层次关系表示认同。也从“礼”与“法”的融合纽带关系中,对中国传统法的文明渊源产生了些许感触。     

中国古代德刑轻重之争的真实涵义

<正> 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争吵得最厉害的问题,要数“尚德(礼)、”“德(礼)治”与“尚刑(法)”、“刑(法)治”两种主张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崇德贱刑”,一方主张“独任     

礼法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的礼发源于祭祀文化,并发展为一种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于一体的独特文化,其内核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代表着对于兼具神性与人性、精神与情感的终极秩序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体现为礼为体、法为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礼的观念里,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礼的精神展现出巨大的时代意义和秩序潜力。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礼入于法 出礼入刑——解读儒家思想中的“礼”

《论语·为政》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汉书·陈宠传》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礼的纲常原则指导着古代法律的制定,礼的规范也不断促使法律化、条文化。循礼守法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通过引礼入法,将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礼成为是非善恶、罪与非罪的标准。本文着重从＂礼＂的起源、儒家思想中的＂礼＂在传统法中的体现、礼与法的关系、对＂礼＂的评析,深入探索＂礼＂对古代法律的深刻影响极其现实意义。     

礼法文化研究的创新之作——读马小红《礼与法》

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可谓深刻而久远。正确理解礼以及礼与法的关系，把握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这是我们充分宏扬优秀法律传统，加快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马小红君自甘淡泊地选择了这一学术研究课题，并且...     

“礼”的概念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礼”的概念的两个基本问题：礼的渊源和精神。主要是：（１）分析了“礼”的渊源的复杂性质并进一步指出“礼”在渊源方面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２）学者普遍认为“礼”的精神或本质为差异性和等级性。     

君子怀刑及其它

最近读到两本《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为法律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法本》),一为黑龙江出版社本(以下简称《龙本》)。对该书有些问题的提法和理解,觉得有商榷的地方,现仅就“折民惟刑”和“君子怀刑”二题,略述管见如后。关于“折民惟刑”,《法本》说:“西周统治者一再宣称:‘折民惟刑’(《尚书·吕刑》),他们的刑法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又说:“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     

简析古代印度法与宗教的关系

古代印度法是印度奴隶制时期法律制度的总称,其法律具有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与宗教关系密不可分.统治者凭借宗教的强大凝聚力和延续性实现对被统治者的稳定统治和国家的各方面管理,宗教对古代印度法律制度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思考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明晰的“法文化共识”，这是本文对中国古代法文化所作的一个新的概括。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法律意识、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和礼规范为主体的法律规则。这些“共识”不是官方和国家利用权势向民间和社会进行灌输和强加所造就的，而是据于它们的生成特点和本质属性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富有积极意义，它使中国古代法律获得了普遍支持和有效实施的基础，减少和缓和了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使民间自治得以广泛实施，更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这一传统及其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我们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启迪。     

礼治的现代性探究——读《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①有感

中国古代社会以法为制,以礼为魂,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礼治”文明.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古代“礼治”的利弊.而鉴于放弃礼治的清末变法实践的失败和法治的弊端,本文提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离不开礼的观点.以礼为基石建立中国现代道德体系并将礼治中的合理成分融入法律能更好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     

法律人职业道德研究（下）

(接上期)四、中国关于法律人职业道德的理论与制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所谓“法律人”的称呼,但却有从事司法审判活动的官员。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对从事司法活动的官员阶层都提出了一些道德要求。例如,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对司法官员提示了“明德慎罚”的要求,“明德”是指司     

诚信:一个历久常新的民法原则——《论语》与我国民法文化刍议

<正> 孔子和《论语》有没有法思想?能否从法文化的角度进行研析?现在已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了。不过,过去我们对孔子和《论语》的法思想研究大多注重其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以礼治国等方面,它是孔子和《论语》法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笔者近日再读《论语》,却忽发奇想:它与我国民法文化有何关系?于是,思路竟折入其中。民法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当然不可能有成熟的民法。“重刑轻民”,早已是法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特征的一个定论了。然而,古代中国毕竟还是有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市场、贸易和货币都有相当的规模。事实上,中国古代固然缺乏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独立的法典法,但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