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十四年探索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渐入佳境

从1995年“责令辞职”出现，到2003年“问责风暴”兴起，再到2008年“行政问责年”的高潮，干部问责经历了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的历程。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官员问责与引咎辞职

[案例]某单位由于主要领导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上级主管部门在系统内进行严肃的通报批评，并责成该主管领导做出深刻检查。单位上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该领导应该自己引咎辞职，有的则说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应该给其处分并免去其职务。有的则在私下议论。虽然该领导并没触犯刑律，不至于承担法律责任，但再让其稳坐领导位置，依然说了算，不服!现在，如何对该主管领导作出处理？     

小资料：惹人争议的官员“复出”

1．2008年9月11日，三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事件曝光。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李长江也已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时任质检总局食品监管司副司长的鲍俊凯也同时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同年年底，鲍俊凯离开京城，远赴安徽任职，目前的行政级别为正厅级，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一、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在官员问责实践中所依据的法规多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党政部门出台的，也有地方党政部门制定的。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规定对特大安全事故进行问责。2002年7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的规定。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渐趋成熟的标志。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     

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判断标准和条件

<正>官员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2002年7月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4年中央办公厅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5年4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公务员法》用法律形式规范引咎辞职制度(官员问责的一种)以后,官员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被问责去职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标准和条件尤为必要。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突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追究暂行办法”等,特别是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在这种以权责对等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安排下,官员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     

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对其全部执政活动的理性认识,是对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任务的科学确定和总体把握。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执政过程中所确定的执政根本目标,是一个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核心所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其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无不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即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分析

<正>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挑战、克服困难险阻中不断发展壮大、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取得执政地位的。总结党执政的主要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居安思危,进一步增强应对执政挑战的能力。浅析我党的执政历史,其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近年来因问责“下课”的部分官员

中国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包括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加快了问责制的推进。     

中国共产党应对和防范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

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性问题,是执政党执政期间可能存在的危及执政地位的潜在性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和必须准确应对和防范的重大挑战和考验。世纪之交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高度聚集的国内矛盾,中国共产党强调增强风险意识;着力提高防范和应对执政风险能力,并采取正确的应对和防范措施,     

中国共产党执政“守位”律初探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曾严重地偏离过执政"守位"律,从而导致了深重的灾难;深入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守位"律的内涵,分析其"位"之所指,明晰中国共产党执政"守位"律的基本规定,有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党政关系,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有规律可循.     

问责“被诽谤”官员都是“耍花腔”？

《南方周末》记者对近年来一系列囚言获罪案件调查后发现,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山东“高唐文案”,到河南“灵宝帖案”,当事官员被“问责”后,纷纷继续升迁,而被他们追捕的当事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就整体而言,“地方官员违法成本几乎为零”。     

协商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的柔性维度

中国的协商政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的种子移植于中国特定土壤,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浇灌培育的政治文明之果实。中国的协商政治生发自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了有效的协商政治形式,并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以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形式将协商政治固化为自身执政过程的重要维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概要》

本书从纵横两条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和执政经验。横向阐述了党史、国史与执政党关系,纵向叙述了革命与执政的变奏及历史经验。包含了一般的党史著作所没有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问题官员“带病复出”的制度反思

我国自2003年非典时期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以来，像“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都有官员被问责，或受党纪政纪处分，或受国家法律制裁。问责制的实行，给领导干部以极大震撼，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对平息民愤，保持社会稳定，提高政府公信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度被誉为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是提高我国公权公信力的制度尖端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