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对民众给予他的信赖负责。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尚存在法律制度不统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亟需在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客体具体化、发展问责文化、公开复出程序、完善救济机制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行政指导的法律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引起很多国家的关注。但目前我国对行政指导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行政指导的职责和程序,对于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违反其所承担的职责义务和程序义务的行政指导行为,在对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制度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将行政指导分为抽象和具体行政指导,分别进行救济。     

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构建

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功能和我国政府环境行政管理方式的滞后,说明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已有必要。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初步发展和我国企业环境意识的提高,说明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已经具有可行性。我国的环境行政合同制度主要包括环境行政合同的程序控制、主要内容、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等四个方面。     

行政指导若干问题探析

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方式，行政指导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学界逐渐兴起。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采取非强制性的方式诱导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特定行政目的的一种行政相关行为。其原则主要有四：合法性原则、正当性原则、自愿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其程序有：告知程序、听证程序、检查评估程序和备案程序。任何行政法制度都可以粗略分为实体和程序两部分，具体到行政指导的救济制度之中，实体问题对应的就是责任分配，而程序问题对应的就是救济路径。     

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持续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国家对此已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与其行政问责制度的对比,发现我国的不足,借鉴其合理因素,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一是明确行政问责主体;二是扩大问责客体;三是公开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论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有效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是否形成是检验这一目标的一个因素。在现有制度中,行政监察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不是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制度无法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信访、行政复议与行政执法投诉均属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但他们存在着法律依据位阶低,制度实施效果不理想;信访机构无调查处理权,救济效率低下;救济机构不独立,公正性存疑等缺陷。为促进法治政府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重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可考虑将隶属于行政系统的信访与行政监察机构与职能合并,整体划转到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成立人大常委会监察委员会,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     

行政资讯公开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

行政资讯公开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探讨行政资讯公开的法律救济制度的价值、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以及该制度的基本特征,将有助于对我国行政资讯公开法律救济问题的思考。     

行政指导制度比较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对行政指导制度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指导的越权无效、合法指导、自愿协助和非强制性等基本原则;行政指导的说明、交付、陈述和公布等程序;行政指导的辅导、协助、劝告和建议等方式;行政指导的救济方式等。这些规定对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的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有借鉴意义。我国目前行政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立法相对滞后;违反自愿原则实施指导;透明度不高;责任不甚明确,救济缺乏力度。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指导制度,就要加快立法工作,确立行政指导的原则,规范行政指导的程序,统一行政指导的方式,建立行政指导监督和救济制度。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行政机构内部治理法治化研究

行政机构内部治理是政府治理重要内容,其治理模式逐步从管制、自制向法治转变,需要运用行政法治方法介入相关研究。实践中存在管制观念浓重、法制基础薄弱、职权结构失衡、运行程序封闭、保障措施滞后等突出问题。强化理念引导,完善行政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管理、机构管理程序等法律制度,严格执法,构建中立的审查救济机制。     

对我国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它的实质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人民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私利性、隐藏性、模糊性、普遍性是其主要的特点。根据对行政不作为现象产生原因的理性分析,我们需要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不作为诉讼救济制度、将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和深入开展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探索解决行政不作为问题的现实途径。     

社会治理下的公共警告及其制度化构想

公共警告现象孕育于现代风险社会,其制度价值在于以多元社会控制系统的整合以及社会公众的协作性互动,实现行政机关对公共风险进行应急性行政管理的目标。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其制度价值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公共警告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现实中的非制度化发展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为了使公共警告最终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必要从基本原则、程序控权机制以及责任和救济等多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非政府组织参与对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非政府组织也逐渐发展并日益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法律地位可归纳为:以行政主体地位代表国家或人民履行公共管理职权,或者以相对人或相关人地位享有或行使针对国家的权利.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晚,相应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还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参与空间,从而制约了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管理.因而,可以通过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完成公共行政职能,建立公益救济,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参与能力.建设公民法律文化等途径建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行政管理体制.     

浅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局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排斥司法救济,不能适应法制行政与人权保障的时代需求,本文力图从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定位的角度,梳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比较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提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建议。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论行政指导的救济与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方式,被普遍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但由于救济制度不完善,引起了行政指导合法性的危机。本文从行政指导的现状出发,分析了行政指导法律救济的理论基础,探讨了行政指导救济的范围。     

行政裁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完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裁决不仅可以疏解法院办案压力，扮演化解民事纠纷“分流阀”的角色，还可以在行政性解纷机制里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行政裁决在多元解纷机制中存在认可度低、制度设计缺失、救济途径成本高等诸多困境。为此，有必要从规范适用范围、强化主体独立与提升程序公正三方面对行政裁决进行制度重构。为优化行政裁决与其他非诉机制的协调，需要推动行政裁决与民间性解纷机制的互动，并强化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的配合。为促进行政裁决与诉讼机制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掘不同种类行政裁决的独特属性，重新构建差异化的诉讼救济途径。     

论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完善

行政时效制度属于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国尚缺乏统一的行政时效制度，现有的行政时效制度本身缺乏严密性，且对行政相对人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而对行政主体却较为宽松，存在较多缺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管理论”的深刻影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不正常制衡和立法主体不适格等。行政时效制度的设定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与依申请行政行为分别设定。     

国外行政公开的监督与救济机制

严格、完善的监督与救济机制，是行政公关制度顺利实行的重要保障。即使在行政公开法律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封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首长执行法律制度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公开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建立和完善行政公开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研究国外行政公开的监督机制，能够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启示。     

不良行政行为致公民权益受损的法律救济

不良行政行为不但是行政管理中的一种不正之风,而且会侵害公民的正当权益,但当前对不良行政行为的治理只是注重单方性的内部监督与问责,而忽视公民权益的保障。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且没有专门性监督机构,导致公民权益无法得到救济。保障公民因不良行政行为受损的权益,是实现公共行政正义的需要。既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畅通公民权益救济途径保障公民权益,也要设置专门性的监督机构切实维护公民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