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经立论借石攻玉——评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

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读经”方式——“依经立论,借石攻玉”。所谓“依经立论”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所谓“借石攻玉”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网络公共理性的建构与实现

正公共理性概念起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经历了传统、转型和现代的演历过程。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首先提出现代公共理性,20世纪90年代末该理论引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研究网络公共理性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有利于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一、公共领域是公共     

“实用理性”思想研究述评

＂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读中所提出来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实用理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实用理性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对实用理性精神进行评价、通过实用理性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等进行解读、实用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如文艺、改革等方面,以及对实用理性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进行对比研究等几个方面。     

德国绿党的生态政治理论

本世纪60年代,一批西方思想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政治理论”——一种生态学、环境学同政治学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理论在70年代同环保运动相结合,导致了绿党在西方国家的产生。绿党的出现,对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各国的绿党中,尤以德国绿党影响最大。 德国绿党以环保运动成名,但是其关心的不只是单一的环境问题,而是以生态环境为契机,藉此反映全新而又广泛的政治要求,并谋求彻底改变现     

中国政党

中国近代的政党，是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外国政党政治的传人，适应救亡、变法等政治斗争的需要，于19世纪末产生的。20世纪20-40年代。随着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展开。在中国形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两大政党，还有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其他党派。     

浅析《老子》翻译——《老子》译本的描述性研究

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对历时近三百年产生的二百多本涵盖《老子》世传、帛书、竹简3种版本的译本进行全面历史性描述,得到以下要点:一是《老子》译本的翻译根据3种不同版本呈现出3种翻译趋势与热潮,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倾向产生不同影响;作为边缘文化的典例对西方文化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二是多译本《老子》这一文学翻译典例表明文学翻译批评应兼具规定性翻译批评研究和描述性翻译批评研究,以此完整的翻译批评系统推动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学界一直将其概括为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派之间的论争,但是详细研究当时知识分子参与讨论的文章及表达的观点与思想,里面传递了更深的思考与更开阔的思路。这次文化讨论中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认同与文化选择的理性思考既超越了之前文化论争中复古与西化的极端,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折中主义,是以本民族特色、本国国情为出发点,提倡在固有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外建设一种全新的民族新文化,这是人们对于中国文化问题认知的进步,也对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产品导向研究”与旅游翻译文本信度的考量

以"产品导向研究"为指针,对旅游翻译文本进行定性与定量的比较研究,对旅游翻译文本脆弱性进行思考衡量,"诊断"中国旅游翻译文本,并对其信度的导向性展开回溯检验和后续检验,为旅游翻译"产品规格"的开发、利用及最终制定旅游翻译标准提供参考依据和执行模式。     

传承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代宗师——董秋斯

中国翻译理论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但与西方的翻译理论相比,中国翻译理论的体系性相对较弱,其中大部分是翻译家在序言中提及,而并未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翻译理论偏重于实践,是对自我实践的总结,董秋斯在充分认识到其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翻译建设短期和长期计划,为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个总的框架,也为中国翻译理论走出误区,走向完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成为传承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代宗师。     

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定位

1 .2 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是现代化的中国 ,它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理性文化传统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理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 ,同时亦惟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和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的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据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应该是 :第一 ,自觉保持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 ,从现代化的普遍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 ,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     

关于山西能源基地的建设

一、能源基地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山西肩负的历史使命八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建设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宁夏、陕西、河南在内的能源基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不仅标志着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布局由东向西的战略转移,而且还标志着中国决心要建设全世界超大型的能源基地,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成功。国内外历史实践证明,没有可靠的能源基地,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受制约。五十年代前期,我国没有自己可靠的石油基地,主要依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结果由于外国不供应石油,产生了中国的石油危机。后来由于我国大庆石油基地建设的成功,才满足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出     

实行国民待遇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商到我国进行技资，一直到90年代初，我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规定，主要是体现在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在这些协定中，除个别协定外（如中英和中日的协定），绝大多数都规定我国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最惠国待遇或“公正与公平的待遇”。但这些仅仅是我国对具体某一外国投资者待遇的个别规定，而不是我国对所有外国投资者待遇的一般规定。在这个阶段，我国没有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国倩：首先，在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马列文论式微原因探析和理论的生成和发展

马列文论其实是一种"外指"的理论,它的对作品的分析体系中对作品和经济、政治、阶级、历史的联系分析是属于作品和世界(宇宙)的关系范畴,"人"学理论即对应于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又有作品和读者的关系,至于作品中悲剧和悲剧性的分析虽然指向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但这种内容和形式也是"外指"的,而不是纯作品的"内指"分析。谋求马列文论在中国的突破和发展,没有必要放弃马列文论原有的"外指"优势,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景观下,马列文论的理论生成和发展的新范畴可以命名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与人类认知结构

本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特质进行了考察和揭示,并以此为基础,批驳了一直被视为权威定论的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三要素认识结构模式,提出了“感性、理性、悟性”三要素新认识结构模式的构想。     

沈从文与青年作家

沈从文先生已经长逝,但是,作为名作家、名学者,他的影响显将长留于人世。 30年代,沈从文创作了大量小说,又在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写了许多文论,其中一部分结集为《废邮存底》。我那时正是他的中篇《边城》和文论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舒尔茨的中国之行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3月6日结束了他近四年来对中国的第三次访问,也是他作为国务卿在一个外国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 舒尔茨一行是今年以来第一批到中国访问的西方国家的重要官员。由于不久前中国高层领导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美国人士在内的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等问题产生了     

刘勰论治国

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位文论大家,每部文论大作,其思想理论都以论文为基点向相关领域辐射;论文而不囿于论文,常常兼及社会政治、国家治理问题。这是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特点。这一特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书中论述了治国的多方面问题,而且其中不乏迄今仍值得认真借鉴的观点、主张。     

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开发

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民族姿态、国家竞争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全面改变,这些改变需要从文化上进行分析。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将对经济文化产生重要的制动作用。因此,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需要确立生命—人本观、政治工具观与人人幸福观,在战略开发上应该在提升民族政治视野和国家政治胸怀、构建知行并重的实践理性精神与打造多元的道德规范体系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