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与转换: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思考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本文认为,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能否实现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和政府能力的考验。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来看,在农村社区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多的是担负治理者的角色,实现善治是其基本的职责,也是对其能力的考验;在农村社区的发展阶段,政府应显示出协同政府的特点,更多是发挥合作与协商的作用;在农村社区的成熟阶段,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农村社区走向自我治理,政府更多的是发挥服务的职能。     

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或弱权的地位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变。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整体处于"能力和资源缺乏"的状态,因而可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农村社会工作中。根据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及农村居民的情况,农村社会工作人员需要进行自我增权,推动农村社区教育,开展村民调查,从个体层面进行增权,利用项目带动进行小组增权,改善农民的参与和表达意识,优化农民的社会资源结构,最终引导农民走向增权之路。     

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探讨——以陕西省为例

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从近年来陕西各地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来看,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无法满足社区建设需要等制约因素。为此,必须把加快产业发展,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建设"百年社区"等,作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举措。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与国家政权建设

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承担着大量不能给村民和社区带来直接收益的事务.这些事务实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其成本却由村民来承担,由此导致了激烈的干群冲突.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不再承担这些费用,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依附性却更强了.村民自治对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存在着下降趋势,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实现它与村落社区的文化--社会联系.如果村民自治不再是一种国家和村落社区健康互动的有机联结平台,通过它来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初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就值得检讨和评估了.     

《村民委员会法律知识手册》出版

村民委员会的建立,意味着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走向规范化。人民群众利用村民委员会这个群众自治组织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建设,实行农村村民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村民委员会的建立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在农村基层政权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浅议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建立民本机制的必要性

民本机制的含义.在我国农村基层中建立民本机制的现实意义在于:就是要依靠农民群众解决三农问题;就是依靠村民自治,管理好农村基层,建设好农村基层.关键在于要正确地处理好以下关系:民本机制与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民本机制与社区建设新提案协商生成机制,民本机制与农村信息披露与对话机制建设,民本机制与村民自治示范培训,民本机制与邻里纠纷调解机制建设等,以推进农村基层工作的深入开展.     

干部考察失真的对策

郑之问在《理论动态》1677期刊登文章提出了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走向。一是推进乡村两级体制创新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基本要求。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走向，应该从关心农民需要什么，如何满足农民的需要来研究乡村体制改革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二是高度的村民自治是新时期农民群众民主政治生活的必然追求。我国村民自治实际上实行的是村民大会制，但是，在我国实行村民大会制又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实际运行的效果往往难以符合充分自治的目标和要求。     

创新农村社区管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村社区管理的实质就是想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意味着让农村获得秩序、农民内心获得归属感和秩序感。这个任务在当下的农村却面临着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中国农民的权利观念;二是构成农民社会行动意义来源的三种传统;三是因城乡分割形成的两型社会。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的自我认同和社区认同无法统一,当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也就显得异常的艰巨。     

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容及效果

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如何组织农民，使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家作主，建设新的生活，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农民问题的人应当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就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容及实施以来的效果作一论述，以便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研究，共同探讨，从而使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农村这块沃土上继续发展，继续壮大。一、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容1、民主选举制度在中国，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一般五人左右，由年满18周岁以上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只要是本村村民，不分民族、种族、…     

村民中心：新农村建设的新载体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农村服务社会化的核心是服务，关键是管理，根本目的是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年来，唐山市委、市政府把“村民中心”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抓手，探索了一条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新路子。     

论农村公共服务决策中的个体能力建设

以合作治理为哲学理念的能力建设理论对促进现代国家建构、农村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缓解农村公共服务困境具有重要价值。个体能力建设在农村公共服务决策能力建设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实践中存在农民参与知识欠缺与能力偏低引致决策与需求偏好错位,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缺失引致其决策参与意识淡薄与态度冷漠,农民合作能力偏低引致决策困境等问题。因此,需要以提升农民决策参与的知识与能力为基础,以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为关键,以加强农民合作能力建设为保障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决策中的个体能力建设。     

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农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不仅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并且有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为其产生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村民自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对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强村民自治的物质基础;完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提高农民民主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加强培训,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村民自治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初步探索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是整个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农村自治组织地位、将权力下放调动农民积极性、让农民在实践中提高民主能力等渠道,逐步探索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     

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对村民学校的观察与思考

近年来,津郊一些农村把村民学校作为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村民学校的学员是农民,教师多是在本村就地取材,能者为师;它的授课内容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它的授课方式灵活多样,非常适合农民的从业特点。它填补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教育阵地的空白,是一项创新性建设。     

村民自治制度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壮大村级经济,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在新形势下,农村村民自治具有重大意义,但对实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探析：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治理和善治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主要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基层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同时,民间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无政府状态、合作的困境与农村灌溉制度分析——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村组农业用水供给模式的个案研究

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因财政汲取能力有限和公共服务动机的缺乏,陷入职能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农田水利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因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资本的制约,"搭便车"行为的影响,导致农民自主治理能力的欠缺和合作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丢包袱"式的农村水利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剧了灌溉集体行动的困境。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村组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灌溉问题涉及农民的个人选择、集体行动和灌溉制度的演进等复杂的选择和制度问题。总结村民在灌溉制度中的合作困境,尝试进行理论阐释,探讨建立有效灌溉制度的可能性,对于扩展我们对农业灌溉制度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民要的与政府给的差距有多大?——对我国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和主人,社区公共服务的根本目标应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需求。通过对全国农民需求的调查得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需求具有广泛性、迫切性、地域性、非均衡性等特点,而现行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忽视了居民公共需求的上述特征,造成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错位。结合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限度,应从农民的公共需求出发,满足农民的需求为目的,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