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

3月24日奥运圣火在希腊古奥林匹克遗址点燃,这一时间距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仅10天。在随后进行的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不断有“藏独”分子的干扰破坏。神圣的火炬遇到了阴谋与暴力的威胁。全球华人与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奋起反击，反暴力、反分裂、保卫奥运精神不被玷污!     

阳明“无善无恶”与“至善”说再辨析

“无善无恶”与“至善”是阳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阳明学不可忽略的论题。二者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在逻辑上更是关涉的。这在于二者所指向的内容不同,对之言说时所使用的范式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从“心统性情”的视角来看,“无善无恶”一句是对心体的阐发,而“至善者”一句则是对性体的释义,二者相辅相成。从“未发已发”来看,“无善无恶”是心体的未发状态,“至善”则是心体的已发状态。从“体用”的论域而言,“无善无恶”乃是从体上讲,“至善者”一句则是从用上说,后者昭示着前者,即以用显体。阳明从上述范式论述二者的关系,不仅是对理学内涵的丰富,更是对其心学境界的彰显。     

善、共善、自由与国家——格林政治伦理思想探究

对格林政治伦理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格林政治哲学、自由理论等研究中的附带提及阶段,对格林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审视成为争论的焦点。将格林"共善"的概念仅仅看作其论证积极自由的理论逻辑起点的观点是对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共善在格林政治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仅仅共善是权利、自由、国家的逻辑起点,更是权利、自由、国家实现的目标;离开共善,格林思想中的权利、自由、国家皆不复存在;权利、自由、国家在共善的浸泡中才能生存与成长,而格林思想中一切概念的引入恰恰是为了实现共善,这才是格林思想的核心。     

教育是何种善——对教育善的本质的思考

"教育是何种善"乃是一个基础性的教育哲学命题,探讨该问题能为教育研究提供价值依据。善是教育存在的依据,但教育善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教育是通过知识的传播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上,而且它同时具有实用价值和本体价值。教育实用价值乃在于它能够为人们获得社会地位提供支持;而它的本体价值却在于对人的整体发展的促进特别是理智发展的促进上,这种善乃是一种智慧的善。     

格林论共同善

格林是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他一反自由主义传统,重新解释了自由的意义,奠定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物,人最大的自我满足就是道德上的满足,即实现道德善。道德善在本质上是共同善。使共同善成为可能的权利有两大类:私权和公权。而国家的干预是使共同善得以实现的条件。共同善的道德学说是格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     

现阶段我国私营经济善恶之辨

剥削是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剥削是恶之源.辩证法同时承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正承担着这一善之器的历史作用.     

善不思报为上善

善，是对符合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或事件的肯定评价,比“非恶”含义更广,还有吉、美、良、好等意。古往今来,对“善”的阐释、探讨与争论不绝于史,世人公认,善是应提倡与褒扬的美好德行,历朝历代都提倡多行善事。吾一心求善,同情弱者,乐于助人,虽做得不尽如人意,却终生竭力体行。因“追求完美”,总觉得未达高境界,于是常想:善当分高低,何为“上善”?老子《道德经》称“上善若水”。吾搜索枯肠,似悟似迷。水虽普通,却为生命所必需。水虽柔弱,却能淹没任何顽石,包容无数生或非生之物。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滋润大地,不争高下,更不求回报…     

黑格尔的"恶动力说"正解

本文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黑格尔的人性善恶观进行了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对黑格尔“恶动力”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阐述了“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新时代好青年的重要特质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是新时代好青年躬行践履、追梦圆梦时精神风貌和行为风范的生动刻绘。新时代好青年敢想敢为具有历史传承性、理论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是关涉“想什么”“做什么”问题的魄力气节;新时代好青年善作善成具有多重出场动因和多维内涵要义,是关系“怎么做”“怎么做得好”问题的能力本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新时代好青年应做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二者缺一不可。     

恶缘何平庸——列维纳斯论恶与神义论诱惑

在列维纳斯看来,恶之平庸在20世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存在的坚硬和理性的暴力,也由于拒绝面对他人的痛苦和主体自我中心化的戏剧,恶在20世纪的独特表现便是被合理化。这种合理化使恶显得不再耸人听闻,造成了恶的放纵和根本恶的后果,导致了恶之平庸与根本恶的共生。因此列维纳斯拒绝认为恶可以得到理解——在他看来,这是神义论的根本问题所在。然而这并非拒绝思考恶,而是邀请人们以同他人"面对面"的方式来超越恶,由此,恶的不可理解性指向了超越性。列维纳斯的哲学倾向于建立一种以面对面的人际秩序为一切秩序之内核的别样的现代性,这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重建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民族民间童话中的"善恶报应"观念简论

"恶善报应"是中国各民族民间童话故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民间童话故事中"恶善报应"的层次结构,并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评述.     

关于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界定问题的探讨

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界定的问题 ,既是现实理论问题 ,又是困扰基层办案单位的症结问题。在打击邪教 ,制止宗教非法活动的实践中 ,必须明确什么是邪教 ,什么是宗教非法活动 ,准确把握邪教的特征和宗教非法活动的表现形式 ,弄清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正确界定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 ,准确执法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幸福的伦理学解读

幸福概念深刻而复杂,可以在三个层次上把握。首先,幸福是人生重大的快乐;进一步说,是人生重大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人生重大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最终是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心理体验。与此相对,不幸首先是人生重大的痛苦;进一步说,是人生重大需要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人生重大目的得不到实现的心理体验;最终是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损害的心理体验。     

善恶之辨：孟子与荀子人性观的分野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大议题之一,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影响着儒家理论思想风貌的变化,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观点的对立更加丰富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内涵。秦汉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孔孟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而荀子的思想日趋边缘。今天人们再来看这个问题,无论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持着人们后天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可以完善自己的人性这一观点,这对身处物质时代的人们才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邓小平经济诚信思想探微

讲信誉,或者说讲信义,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对于在经济活动中,为什么要讲诚信以及如何讲诚信,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启示的宝贵思想。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与发展态势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而出现稳步回升的势头,经济质量也出现新的转机。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将转机变为战略性转折,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政策,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必须探索和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律制度建设,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促进制度创新,切实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     

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实证研究——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通报的83起保护伞案件为例

"打伞破网"是"扫黑除恶"的关键,确保"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需要研究黑恶势力与保护伞活动的规律特征。从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通报的83起案件来看,当前保护伞呈现出主体上以基层民警及乡镇街道社区(村)等基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居多,组织形式上的单独保护与共同保护并存,时空上的以黑恶势力活动打击中为主向活动前后延伸,思想动机上具有逐利性与互利性等特征。保护伞的滋生蔓延有社会风气不正、对保护伞的查处打击乏力等外部社会原因,也有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信仰迷失、人生观扭曲、免疫力下降及与黑恶势力相互需要等自身因素。抑制保护伞的滋生需及时修复"第一扇破损的窗户"、铲除效仿的"榜样"和减少实践中学习充当保护伞技术的机会,需要强化思想教育,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干净干事、清正廉洁的队伍,建立两个机制,提升"扫黑除恶"与"打伞"的效率等综合施治。     

论科学发展观是真善美辩证统一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真善美辩证统一的发展观:它是以隐含求真务实为认识前提而求发展之真的发展观,是以提倡以人为本为价值基础而求发展之善的发展观,是以蕴含和谐发展为审美准则而求发展之美的发展观。     

美国政府管制变革的简析及启示

文章通过对美国管制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以及变革原因的简要分析和反思 ,总结了这些实践对我国政府管制制度改革的启示。政府管制制度的变革是国家经济、社会利益关系、政治要求和行政理念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这些启示主要在于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我国政府管制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