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证据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是证据法学科学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权保障价值的机制化需求。全国人大于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不仅是《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也是人权保障建设在刑事程序法上的职能延伸。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瑕疵探析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赢得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赞誉．但是在我国多年的惯常司法实践和既定司法体制下，应冷静省思该《规定》在文本本身和司法实践比对中出现的诸多实体性规则瑕疵和程序性规则瑕疵，以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文本规制上取得更大程度的认同，在实务上践行效用更优。     

在司法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法学理论的基石,也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司法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更加重视秩序、更加强调法治、更加尊重权利的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方法论,有利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任何案件的处理，都离不开证据。一般情况下，证据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但有时国家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也会采用非法手段取得证据，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在立法中明确了对所有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不予采纳，而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尚未完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考虑选择适当的非法证据排除形式。     

论人工智能在证据推理中的辅助性定位

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步介入到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并引起广泛关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体”,长于形式逻辑推理，但仍无法实现对人类认知思维的完整模拟，在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处于辅助性地位。结合司法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筛选定位、算法高效一致运行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证据信息提取、证据语言转化、法律思维模拟、司法经验学习等方面的短板，应将人工智能的辅助范围明确为证据材料使用提示、证据信息缺失预警、证据推理前置性指引和后置性纠错。同时，人工智能在司法证据推理中应遵循智能审判实质化、算法公开、算法平等和机器有限制约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梯度性人工智能辅助体系，让人工智能分梯度地介入不同类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推理工作之中。通过人工智能和人类法官的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司法工作的公正性、效率性红利，助力新时代司法审判新篇章的开启。     

2004年中国法学界理论热点

2004年是中国法制建设稳步推进,立法和司法改革比较活跃的一年,同时也是法学研究相当活跃,法学热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紧扣法制建设的脉搏、追踪立法进程和司法改革,堪称是2004年中国法学研究的一大特色,难怪包括《物权法》的制定、三大诉讼法修改在内的几乎每一部重大法律的制定修改总会引起法学界的极大关注,诞生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下面不妨从几个法学学科的视角简单梳理2004年中国法学界的若干理论热点。法理学的热点:法院改革曾经是典型的书斋型概念法学的传统法理学正在走出纯概念化研究的误区,走向法社会学、法文化学等全新的研究…     

韩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及其启示

一、韩国司法公开制度出台的背景韩国司法公开制度是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进行了强有力的司法改革，在司法体制、诉讼制度、法曹（法官、检察官、律师）选拔、国民参与、法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韩国的司法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在动因。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长期以来,非法证据排除都是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司法实践中由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导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也吸引着公众的媒体的目光。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在立法上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刑事司法文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挂职归来,他辞官作书生

正"司法绝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糟,因为一个良善的司法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7月7日,这是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刘小冰在江苏淮安市中级法院挂职结束后的第一天。也是这一天,他卸任了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

证据的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重要的一环,现阶段的证据衔接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基础性的问题多视角地加以审视。完善证据衔接制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需要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新发展观的文化阐释

新发展观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期盼。新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理念是当代中国的国富论,它为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为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新发展观作为一种文化选择,是对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新发展观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体现了可贵的人本精神、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实践品格。     

论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外资法重构的影响

国民待遇原则是WTO协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入世后,我国现行的对外资的待遇制度已经与WTO协定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能否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将国民待遇原则贯穿于我国的外资法中已成为完善我国外资法的关键所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几个法律问题

新冠肺炎以特定的含义和名称进入国家和联合国法律文件.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成功经验与研究成果可供世界借鉴.筛选中医药有效经方治疗新冠肺炎是克敌制胜之举,需要依法保护中国国药和传统医学知识宝库.要通过立法禁止非法猎捕、交易、运输和食用野生动物,严惩此类犯罪行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全国合力制胜,政府要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和披露疫情防控信息,执法机关要依据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司法机关要依据刑事犯罪人情节轻重定罪量刑.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

道德和法律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调控力量，二者在社会生活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作为道德提倡的行为有可能转化为法律要求，而作为法律要求的行为也有可能成为一种道德责任，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已成为必然趋势。道德法律化是善法产生并存在的过程，而法律道德化则意欲将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引导二者合理发展会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     

论法律全球化的实现

法律全球化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作为经济全球化在法律方面的必然反映,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已是势不可挡。文章分析了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实现条件及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认为我们应顺应历史潮流,化解不利因素,为推动法律全球化良好运行作出自己的贡献。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以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背景的分析

法院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法院调解的弊端从本源上是由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角色分配不当、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没有理顺造成的,对其加以完善应在新的诉讼模式下进行.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重构法院调解制度,克服其存在的弊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成为我们的新选择.     

国内学界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近年来,网格化管理不仅是地方实践热点,也是我国学术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网格化管理实践逐渐走上了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发展轨道,并已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政策工具;随着实践的发展,网格化管理研究主题不断被扩展与细化,研究话语逐渐从管理话语体系转向了治理话语体系,研究议题的设置深受地方实践与国家政策话语的影响;作为一种行政主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网格化管理虽然在权力下沉、资源整合、清晰化治理、精准化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其强烈的技术化与行政化属性,不仅不利于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而且还暗含着基层治理的"内卷化"风险;网格化治理与网络化治理是当前学界重点讨论的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综合运用规范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从理论与经验层面进行全方位学理分析,以期能够用丰富的经验材料与事实证据讲好中国基层治理故事,最终生产出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新知识。     

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我国法治社会形成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社会现状,这是探讨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客观依据,也是客观条件;法文化传统,这是法治社会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资源,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便表现为不同的主观因素;市场经济,这是法治社会基础性的推动力量,但在市场经济成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加重了建构法治社会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这是造就法治社会合格主体的有效途径,它重在建设,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法治国家。它与法治社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二者虽有区别,但其建构过程不能截然分开。     

论我国单位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单位犯罪,作为一种区别自然人犯罪的特殊犯罪类型,已经成为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国现行1997年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应根据单位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单位犯罪的法律定义、处罚原则,重视和完善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法律移植三论

就基本性质而言．法律移植是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的反映，是法律明交流的重要形式，是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是法律的横向变迁和发展，是法律变革的重要途径。就移植标准而言，法律移植的标准主要有需要标准、国情标准、优选标准、非价值性标准、国际标准等。就移植效果而言，评价法律移植的效果时必须考虑时间、评价的参照系、评价的指标、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的区分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