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与中国幼儿教育

现代教育家、原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是我国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幼儿师范教育到开办实验幼稚园、公立幼师、国立幼专和高师幼教系,创建了中国化和科学化的幼教理论和实践体系,对我国幼儿教育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张晋藩教授中国宪法史与行政法史研究述略

一位哲人说:“对个人而言,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张晋藩先生就是怀着将学术作为天职的志向和激情,毕生从事法律史研究与探索的。一、中国宪法史研究张晋藩先生说:“百年宪政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课题”。自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开始,伴随着新中国的宪法起草与宣传,张先生就开启了宪法史的研究。     

中国司法概念史研究

司法这一概念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司法、新法律传统中的司法和现制中的司法。在正史中,司法作为学理用语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作为政府职务,它最早出现在隋代,历唐、宋而亡。古代司法的核心意义是"司刑",与税收、户籍管理一样,是地方政府的一项行政职能。新法律传统中的司法出现于清末变法后,它的核心含义是与立法、行政相对立的审判,是宪政概念下的法概念。同时,司法也保留了行政意义,是指称行政机关中与审判相关的事务。现制下,司法一度被负面化并从政治法律语言中消失了2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司法得以复活,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司法与宪政的意义关联被忽略,这需要学界作进一步的努力。     

中国法律史研究述评

本文是对最近三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个概括性述评。作者意在为法史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线索,反映出近年来此学科研究的主要动向,从而并不着重对研究成果的评价 。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

罪犯之所以违法犯罪，究其根源在于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因此，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不仅仅要提高他们的法制意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其思想道德及行为规范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和严重失范问题。而我们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治疗这些缺陷和失范的一剂良方。     

法律史研究的可喜进展——评介《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与《明初重典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律史研究成果累累,已经印行的专著和教材,不下十种,反映了我国法律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但是,由于起步伊始,这些著作存在着一种通病:内容割裂,缺乏有机的联系。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外国法律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许多法律思想家的材料堆砌而成的;中国法制史则由多个朝代的法制材料互不联系地构筑一起。虽然可以从中了解法律史上的若干陈迹,但是作为“史”,它未能给人以规律性的知识,也就名实不符。有感于此,法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研究刑法史的新篇章——简评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

古代中国,礼刑并重,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出礼入法,刑匡一统。中国古代法制史,实际上是贯穿着以礼刑为中心的历史。独立的刑法史与其他科学的历史一样,是研究该科学产生、发展、演化规律的历史,一般都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即:1.结构。是就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层建筑的演化,还是联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来写。2.如何运用、取舍和解读史料。由于年     

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中国刑法史研究》

<正> 早就听说日本法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硕果累累,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学者。然而,由于中文译本不多,所读者较少,总有点耳听为虚的感觉。前不久,细读了由段秋关翻译、日本著名学者西田太一郎所著的《中国刑法史研究》后,方感到眼见为实,茅塞顿开。     

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者和学术著述之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资料 ,分析研究了当代中国法学界一些学者的被引数 ,从特定的角度考察了当代中国法学的总体状况 ,指出了其中隐含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了某些推进中国法学发展的建议     

珍惜中国传统法——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反思

在目前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法律史的状况有些令人担忧。在教学中,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制史的课时越来越缩减;而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为“选修”。这种学科的分野和讲授时间的匆忙,不仅很难将具有五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法较为客观地展现给学生,而且误导研究,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法的片面理解,进而造成社会对传统法文化的自信阙失。本文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学科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学科所具有的意义论证珍惜传统法的重要。因为珍惜是复兴的前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发展无法离开传统的平台,所以传统法的改造成功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形成发展之时。     

《中国教育史要》与黄炎培教育思想

黄炎培的《中国教育史要》初版于１９３０年。他的这部著作明显地受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回答了社会对教育理论的需求，说明中国教育历史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注重身教；以公家教育为主，私人教育为辅，二者随社会治乱而消长；教育发展的趋势是从贵族教育逐渐转移到平民教育。这部著作在黄炎培教育思想中占重要地位。这部著作不同于大学教科书，可读性强，随处可见他的远见卓识。     

把脉中国法史——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瞿同祖先生第二部著作,瞿老平生著述寥寥①,而部部经典。《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称得上是奠定瞿老在中国乃至海外汉学界地位的一部著作。②该书自1947年初版之后③,历经一甲子之时光,现在仍为研究中国法制史不可忽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     

侦查学史的共性与个性——从比较分析的视角了解中国侦查学史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以中国的侦查学史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侦查学史的共性与个性进行整合梳理,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国侦查学史形成自己的风格,更好的完善自身学派的建设。     

白契与红契——“中国古代证明文化漫谈”之二

讲到中国古代的契券问题,有必要说一说中国古代税契制度中的"白契"与"红契"问题.     

2001年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1年8月,"中国法律史学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探讨新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对未来法律史研究进行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法律史学者就法律史研究的方法、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会议受到论文几十篇,并对上一届学会的论文评选活动进行了颁奖表彰.     

大陆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概述

大陆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概述俞荣根编者按：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２９日，我校俞荣根教授随同大陆法学家一行１５人应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邀请，赴台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     

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固然使中国的法律传统之异质性得到了彰显 ,但与此同时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与时代特征也常常因此而受遮蔽。当我们以尊重的态度使用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方法时 ,还要对此种方法保持警醒。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理解法律史与中国法律传统 ,在当前的学界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