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精神建设

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对公共行政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共危机的管理需要政府行政精神的支撑,因为行政精神是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和核心。要塑造有强大支撑力的行政精神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作为我国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以及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决定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精神的价值目标。     

我国政府行政范式危机及变革应取方向

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虽几经改革,但总体而论仍属于传统行政范畴,政府行政存在深层次的范式危机。因此,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致力于探索行政管理的新范式。     

危机行政文化的缺失与重塑

中国行政管理正在经历从突发事件、危机管理到危机行政文化建设过程.文化在不同时期负有不同的内涵,近年来作随着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政府危机管理日益重要,而政府危机管理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危机行政文化应运而生.危机行政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传统危机行政文化一是共识缺乏;二是主体缺位;三是封闭而不开放;四是神秘而不透明;五是重形式而轻效率;六是重人治而轻法治;七是重过程轻结果.因此,加强危机行政文化建设,整合与再造中国现代新型危机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入世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创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行政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倾向,并逐渐系统化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新模式——新公共管理。从此角度看,入世也给我们政府行政管理带来严峻挑战。目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虽也作了些改革,但就总体而论仍属传统行政范畴,政府行政存在深层次的范式危机。在范式转换之前,加强管理,只能是强化政府的全能统制倾向。为此,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要致力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换。     

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行政伦理建设是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伦理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影响应对危机的成败。在危机管理的政策制定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将有利于维护危机中公民和国家的利益,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效率,促进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目标实现,以及巩固危机管理中政府的权威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此,研究政策制定的行政伦理建设对危机管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

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突发性公共危机成为当前公共治理中无法回避、常态化、尖锐而复杂的难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应用,是突发性公共危机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行政自由裁量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方有价值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也才有积极效用性可言.因此,在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今时代,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建构自由裁量权合理应用的行政伦理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公共危机管理:国际趋势与前沿动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美国联邦危机管理局的改革轨迹、职能设置、工作流程和绩效管理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归纳出国际上公共危机管理的主流趋势,以及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指导思路、科学管理和社会战略等方面的前沿动态。     

公共危机管理考量政府公共关系能力

公共危机管理是我国政府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也是政府能力的具体体现。政府与公众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关系 ,公共危机的特性不断地挑战政府的公共关系能力 ,考量政府的行政能力。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公关策略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它应在信息、舆论的沟通、协调和引导上 ,在政府形象的修复和塑造上发挥自身的特殊作用     

论中国行政应急性权力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同时也给政府管理及其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形成的行政应急性权力给政府应对公共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同时其又是一种极易被滥用的权利。由于它的特殊和年轻致使行使主体在行使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在公共危机状态下我国对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和完善迫在眉睫。     

反思视域下的政治与行政:行政学的元命题

中国行政学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着身份危机,本土化不足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行政学的本土化有利于中国行政学获得其学科尊严,更好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从功能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进行审读。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历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直接或隐含的逻辑起点均是从功能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认可或重新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的元命题。对行政学元命题的本土化便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实现对这对元命题的超越,从而有助于缓解直至最终摆脱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价值观

本文在概述公共管理所经历的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两个阶段或模式的基础上,介绍了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理论和内容,探索新公共管理中所蕴含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并提出了适应这一全新公共行政模式的方向,当代公共行政者必须具备的行政价值观。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地方党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考察——以成都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着公共危机的管理,地方党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职责和权力主要包括:贯彻执行权责、重大问题决策权责、协调各方力量权责四个方面.成都市委在汶川“5·12”大地震、“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两大危机管理中,充分体现了地方党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危机、公共危机和公共危机管理

对于"危机"的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给出不同的定义.危机的分类主要有组德尔和安托可将危机界定为五类等诸种分法.与危机相关的概念有紧急事件、灾难、重大事故和风险等.对于从事公共组织危机研究的人员,他们表述的"危机"与"公共危机"的词意,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像加拿大管理发展中心等组织和学者对其的定义比较典型.危机管理与公共危机管理可作为同一概念来对待,许多学者对其有自己的阐释.危机管理阶段论也有不同的分类,主要有:二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三阶段四步骤的危机管理过程可被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信力重塑研究

面对公共危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理念、行为和效率都会影响其公信力。因此,政府在危机治理中,需要在行政理念、公共政策运作机制、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政府法制建设与管理、政府组织与运作、国际沟通与协调机制等方面积极创新,提升其公信力。     

区域公共管理的行政生态分析——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

行政环境是社会圈中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就一国而言,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行政环境的变化会引起行政系统变革,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已渐趋表现出不能适应行政环境的新变化,但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传统的"行政区行政",实现区域公共管理需要借助干"行政区行政"的推力和跨行政区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合力,共同作用才能完成.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变革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我国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打上工业社会烙印、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越发不适应公共危机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变得应急效率低下,使公共危机演变为国家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人们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进行错误的归因,即控制力度不足。结果,增强控制又导致公共危机管理不具备灵活性、响应性与适应性,更难应对今天的公共危机挑战。对危机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即本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构建多元共治网络型危机管理模式。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控制能力建设研究

公共危机控制能力是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控制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本文在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控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控制能力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再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本文力求以新的角度再看“新公共管理” ,并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主要观点 ,从而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