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德合治”治国模式的实现路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同时也需要德治。法德合治的实现路径:法德合治的关键是既要立法,又要立德;法德合治的基础是确保民权,劝导公益;法德合治的核心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法德合治的实质是爱民安民,富民教民;法德合治的实践是法主德辅、法德并举;法德合治的方式是国家推进、民众推进,养德为民、以德勤政。     

构建"法德合治"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同时也需要德治。胡怀应的“构建‘法德合治’体系”一文指出：法德合治的关键是既要立法，又要立德；法、德合治的基础是确保民权，劝导公益；法、德合治的核心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法、德合治的实质是爱民安民，富民教民；法德合治的实践是法主德辅、法德并举；法德合治的模式是国家推进、民众推进、养德为民、以德勤政。     

王阳明廉政思想的主旨、局限性及当代借鉴

王阳明在传统社会享有极高声誉,其廉政思想的主旨是致良知以安百姓,包括明明德以安民、致良知以灭欲、知行合一以为政等方面。从王阳明廉政思想可以管窥整个传统文化崇尚圣人之治的缺陷,即内圣外王的虚幻、存理灭欲的偏颇、德主刑辅的局限。不过王阳明廉政思想也有积极的当代借鉴意义,其主要表现:要以现代法治实现对圣人之治的超越,并在法治基础上注重德法兼治,重视德治的价值优势和治理效能,保持“法”与“德”的张力和秩序。     

“法德合治”的法治取向

"法德合治"是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的扬弃,是对西方"唯法治论"的超越,强调法与德的内在一致性。科学把握"法德合治",一方面,应当认识到"法德合治"是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涵括:在立法上坚持实质法治优先,把道德规范作为形式规范的前规范;在法律实施上则须坚持形式法治优先,把道德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法德合治"意在表明"德"是理想主义法治和实用主义法治的平衡器,要在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古代中国治国为何讲究“德主刑辅”?

正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那么,我国古代治国为何选择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呢?谈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就不能不提到秦汉之际在治国策略上的儒法之争。先秦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中,以儒家和法     

反腐败斗争中法治认同的结构与功能

<正>反腐败斗争肩负着双重任务,在不间断的自我完善中担负起社会建设的重任,而法治认同就是反腐败发挥其社会构建功能的着力点。反腐败斗争要与法治社会建设协同并进,必须在清除腐败的同时关注人们法治认同的形成。良好的法治认同应该是以对依法共治的认同为核心,以对法为治体、治为法本的认同为经,以对明德修身、德为治先的认同为纬的立体结构。反腐败斗争中只有形成这样结构的法治认同,才能顺应时代发展     

青年担纲法治中国之未来

法治是世界各国成功迈向现代化的通用密码,而掌控中国未来这一密码的是青年。青年强则中国强,青年法治则中国法治。打造法治青年群体,要处理好三个关系,提升三种能力:一是处理好软与硬的关系,提升以道德滋养法治的能力;二是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提升以良法引领法治的能力;三是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提升以行动践行法治的能力。一、以道德滋养法治"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然而这个祖传的"压舱之宝"却长时间躺在历史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区 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正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区政府在多年的实践中始终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区、深化法治红桥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全区已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一、红桥区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做法     

良法之治和良性违法

法治体制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得践踏法律 ,都必须遵守法律。法治之法应为良法 ,意味着对所有人平等地执行法律且该法律实质上是公平与正义的。只有良法之治才是真正的法治。恶法非法 ,故良性违法不应一概否定     

全面推进依法治区 加强法治社会建设

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区、深化法治红桥区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依托"法律六进",抓根本、上台阶、固基础、求实效,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目前全区已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1.组织机构健全。红桥区委、区政府把依法治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全区各单位绩效考评,并作为年度     

极限大考下重典还缺什么

“法者,治之端也。”全民战疫,处处有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三个关键词中,“依法”被摆在了首要位置。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手段。非常时期,重典治乱。坚持依法防控,完善立法是首要环节。疫情防控于法有据,才能依法有序.及时查漏补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规体系势在必行。     

规则之治还是原则之治

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构成法的三要素,其中法律规则是法的主要部分,具有微观指导性、较强的可操作性、较高的确定性等特点;法的原则是法的纲领、关键之所系。一个法,有了原则就有了中心,全法就易于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法的原则,是法所要坚持的最基本的东西。那么,法治究竟是规则之治,还是原则之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们目前所要解决的立法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规则问题还是原则问题?我们现在更应当强调规则之治还是原则之治?在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原则和规则的分量是不同的我国的法律体系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形状,从上而下…     

法治的隐喻

法治是人类社会治国文明的结晶 ,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智慧所能创造的最少缺点的治国形式。法治思想寓意深刻 ,法治是理性之治、善恶之治、法律之治、规则和制度之治、正义之治、权力与权利之治、程序之治及法律人之治。我国的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层党委要在依法治企中有所作为

正国因法而治,企因法而兴。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于国企而言,实现依法治企,须臾离不开党的领导。作为基层党委,必须在依法治企中发挥好政治核心和保障作用,创建良好法治环境,在规范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所作为。基层党委要抓方向、议大事,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推进依法治企,党委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以完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为根本,搞好顶层设计。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划分各层级管理权限,形     

沈家本法律思想初探

本文全面研究了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奠基人———沈家本的法治与立法思想、前德后刑与德主刑辅的思想、反对重刑重法的思想、法贵得人的思想、“赦”与“罚赎”的思想、刑法思想等,指出由于沈家本的上述思想,使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迈出了第一步。     

依法治校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教学论析

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是加快推进依法治校的现实需要,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依法治校背景下,应着重从拓展大学生法治观的教学渠道、更新大学生法治观的教育内容、丰富大学生法治观的教育形式等方面入手,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法治社会的结构缕析——要素区分和优化进路北大核心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语境下,法治社会的主体要素是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目标要素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制度化和法治化,行为要素是社会自治与他治的结构耦合,依据要素是合法的不包含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评价要素是以自由与安全为价值导向的公众体验。应当从塑造良性自治的法治文化观念、重视区域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平衡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尊重社会自治性规范补充制定法的地位、强化对市场经济交往自由与安全的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法治社会的结构要素,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德共治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要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必须实现"法治"与"德治"两者间的兼容和共生。"法治—德治"针对的是社会管理的手段,而"人治—民治"针对的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现阶段的"法治—德治"是与"民治"相联系的动态体系。现阶段,那种能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间有机结合的"法德共治模式"是多项选择方案中最佳选择。在和谐社会建设平台之上,法德共治模式要得以运行,要求建立起一套可供操作的机制,以在运行环节上使"法治"和"德治"两者间实现兼容与共生性的结合。     

《黄帝四经》的“案(按)法而治”三题

《黄帝四经》作为先秦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宏博的智识气度对先秦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尤其是道、儒、法三家,凝结成"隆礼重法""法主礼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的基调是法治,"案(按)法而治"是其主旨。《黄帝四经》"案(按)法而治"的思想可分为三个层次:自然法、风俗习惯和人定法,分别阐释了其法治道性、德性和法性的内涵,三者构成《黄帝四经》逻辑清晰的分层理论体系,展示了较为成熟的法律理论基础,其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