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跨文化教育之“说”能力的培养

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因此强调外语教学目的应该是培养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语言能力,而不是交际语言能力,即能够与目的语国家文化代表进行交际,包括理解本国语言和本国文化局限性的能力,以及在遭遇别国文化时转换语言和非语言规范的能力。跨文化语言能力的形成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跨文化教育实现的。跨文化教育之"说"的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独白语和对话的角度分析跨文化教育之"说"的能力的训练特点。     

亚里士多德国家“自然生成说”析论

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的“自然生成说”本身存在缺陷，后人亦有理解不足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自然生成说”作接近亚氏原意的解读，分析其失足与成功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问题所包蕴的教益。     

孔子义利观的核心是“重利贵义”

孔子义利观属于官德范畴 ,其思想来源上承周代“敬德保民”,下接当时的“幅利”观点 ,其主旨是为其推行“仁政”服务。孔子讲利时 ,公利与私利并重 ,尤重为民谋利 ,而轻官吏为己谋利。孔子讲义 ,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公利私利孰重孰轻 ,而是讲应该正确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 ,义就是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矛盾的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原则。作为享受俸禄的执政官吏 ,应“以义为质”,“谋道”为要 ,爱民为先 ,反对增加民众负担。对孔子义利观进行概括把握 ,其实质内容可表述为“重利贵义”。孔子义利观对现代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墨子义利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新探——基于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双重视域

墨子提倡最多数人的利益,并把逐利看作人的本性使然。"利"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义"则是判定逐利是否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若人人互助,修睦讲信,那么彼此均可受益。由此看出,墨子义利之下的和谐社会思想不仅与中国的"和文化"一脉相承,更是暗合了现代和谐社会的本质——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因此要构建现代和谐社会,需借鉴墨子义利观,调整利益关系,这在改革开放后道德日趋滑坡的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从“实体说”看洛克语言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实体范畴是西方哲学史的核心范畴,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到了近代成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争论的认识论焦点之一。作为经验论的主要代表,洛克同培根、霍布斯一样明确主张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他继承了早期经验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将个别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但与培根和霍布斯不同,洛克在将个别事物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又将一种概括的实体作为最高认识对象,而且将其划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持二元论观点。洛克的认识理论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其它经验主义的观点,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     

明代动词重叠“AA”式和“A-A”式的语法意义

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AA式和A-A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动词重叠式有多种格式,格式不一样,语法意义也会有所差别;即使是同一格式,所处的语境不同,语法意义也不尽相同;在语言运用中,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是立体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明代动词重叠AA式和A-A式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该书中动词重叠既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时短量小,也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多量、表示尝试表示委婉语气。     

别轻易说“不可能”

朋友，你信吗？1加1等于1,2加1等于1,3加4等于1,4加9等于1,5加7等于1,6加18等于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德育思想析论

"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含丰富的生态德育思想:天人观体现了以自然为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义利观体现了人品识别和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和同观体现了知人善任的生态德育思想;荣辱观体现了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身令观体现了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上下观体现了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德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视域下“中国梦”的价值意义分析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从各个层面对"中国梦"进行了赞誉和解读。一时间,"中国梦"成了世界上部分国家实现本国梦想竞相模仿的范本。本文主要从国际视角探析"中国梦"的独有特色、"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统一性以及"中国梦"在国际舞台上的示范作用。     

亦说“时尚文化”

“泡沫文学”狂欢 倘若把鲁迅拽来大街上随便哪家书店瞄上一眼,他定要厥倒的——满架子的网络、金融、爱情:被大腕女人们冷落的衰男人有一肚子委屈,要写书;一夜成名、大红大紫的明星怕红颜易老而借此东风之便,要写书;把上网聊天视作第二生命的网虫们直怨比     

如何“说”出领导魅力

领导者犹如战场上的将军，既是激励下属的核心人物，也是决定事业胜败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职务，决定了领导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在这些综合素质中，口才艺术是重中之重。美国人类行为科学研究者汤姆士认为：“说话的能力是成名的捷径。它能使人显赫，鹤立鸡群。能言善辩的人，往往使人尊敬，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对传统“友善”思想的现代审视——兼论中国传统优秀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

"友善"是中西文化中共有的思想,在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中尤为丰富,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关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立足当代视域,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的"友善"思想,更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友善"关系,也要倡导一种国际"友善"理念。针对当下"道德滑坡"和种种"不友善"的现象,大力提倡包括"友善"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考述——以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为考察中心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三个中国说”,基本上总结出了从先秦时期一直到今日中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之中国”是古代中外关系的发生阶段,“亚洲之中国”是中外交流的繁荣阶段,“世界之中国”是中外关系的逆转时期。     

大学生践行“中国梦”的意义和几点思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我国发展目标的高度凝练,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谋发展,才能使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美好成果。青年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的关键力量,他们的个人梦想能否与国家发展相结合,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如何践行"中国梦",分别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主体两方面进行了探讨。     

“主旋律”的提出及时代意义

"主旋律"一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并发展起来的,随后多次出现在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并作为文艺工作的方针写入了十五大报告。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民致力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弘扬主旋律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说官员“交友”

我国有句俗话：“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解放前，这几乎是社会常态，大多数人见怪不怪。因为生活中确是如此，有钱有权有势者，“朋友”多，“亲戚”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拐弯抹角地套上关系，认个什么亲。而贫穷人家，寒酸穷苦，躲之不及，哪里还有人来认亲？     

儒家人生价值观对培育“四有”新人的借鉴意义

论述了儒家创立大同世界的人生理想对培养有理想、儒家整体主义、仁爱精神、重家庭、慎言力行、理想人格,对培养有道德、儒家提倡的君子的人格,在文化素质上对培养有文化、儒家严守所信奉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对培养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重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逾百年之际,有必要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现象和问题.“会通说”是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之谜”的主要解答模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内在机理上看,“会通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谜是不彻底的,文化客体间的“会通”只是基础,文化主体的“接受”才是关键.从文化观角度看,立足于狭义文化观立场的“会通说”,并不能完整系统地反映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从广义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可见,由文化的“会通”进到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运动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接受论”是对“会通说”的合理继承和深化,它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