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非法集资案件侦查中的维稳对策

非法集资案件具有涉及人员多、潜伏期长、社会影响大等特点。在非法集资案件侦查中,应加强情报工作,建立预警平台,尽早发现非法集资问题;快侦快破大要案,尽力挽回经济损失;密切关注出资人的动向,妥善有序地做好群众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的整体合力;加强非法集资犯罪的预防,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关系

维权和维稳是有机的统一体,二者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维权是对政府维稳的有益补充,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是造福民众,社会稳定也是无数个公民权益得到实现的结果。然而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越维越不稳＂的情况成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很多时候,在比较偏激的观念的支配下,抑制合理的利益诉求往往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错把民众的正当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最后激化了矛盾,损害了社会稳定。本文从维权与维稳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认为当前所应选择的态度,就是要以开放和理性的精神,既维权又维稳。     

试论上访群体的社区维稳及社会工作的介入

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社区群众因利益诉求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而到上级政府部门信访。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信访问题都及时得到解决,于是出现了频繁上访甚至闹访、缠访现象,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把社会工作引入社区维稳领域,组建维稳社工队伍,采用专业理念、方法,为上访者提供服务,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浅析防城港市社区矫正与社会维稳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深入,社区服刑人员大幅增加,社区矫正与维稳工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文章结合防城港市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进一步发挥社区矫正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犯罪学视角下的中国维稳

2010年是中国的＂维稳＂之年,也是中国维稳面临挑战之年。从犯罪学的视角分析,科学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现有户籍制度,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扩大社会福利,构建新型的警民关系,强化社区和家庭建设等是减少犯罪,推动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浅谈维稳思维的转变

传统的维稳模式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维稳思维,建立符合社会稳定自身规律的新思维.其具体内容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使法治成为解决冲突的长效手段;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渠道;促进民间...     

从纵向维稳到横向维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信访制度改革的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信访制度的改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和信访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密切相关。从改革的核心、针对的问题、现状的原因以及改革的可能性结果几个方面看,这次信访制度改革的整体逻辑在于从纵向维稳转变为横向维稳,但在这一逻辑下,信访制度的改革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论人民政协维稳功能的社会学意义

人民政协在社会建设中的最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通过稳定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而稳定政治格局;弘扬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维稳作用。人民政协的组织结构具有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维稳价值,其中,界别结构的不断优化能够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增大维稳力量。功能性维稳是人民政协维稳的重点,要不断探索履职途径和方法,为社会管理创新营造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政治信任：农村维稳的路径

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是国家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农村稳定是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基层政府绩效的评估,村级治理主体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农村制度建设的加强以及基层政治腐败的防治,均是农村维稳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维稳主要存在着参与危机、信任危机、相对剥夺感和群聚性事件等困境。     

当前基层维稳工作的难点、成因与对策研究

提高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科学化水平,要以解决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工作的难点为突破口。深入研究和剖析当前基层维稳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是进一步推进基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科学化的关键。破解当前基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存在的疑难问题,必须通过提升能力、科学决策、法制建设、体制改革的途径来实现。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对接之正当性及建言——以疑似罪案材料移送为视阈

行政执法中有相当多的案件是犯罪案件线索和案件材料的来源。但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很少或者不主动甚至拒绝将其向公安、检察机关移送,这阻碍了对犯罪的发现和惩罚。为解决此问题,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对接的正当性及其实现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正当性包括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合规律性、可借鉴性等。     

行政法开放性之思考

行政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对其他社会现象、社会过程、社会关系、治理系统等都是开放的。行政法开放性既是客观的又是必然的,是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行政法的开放性有着非常深刻的法治价值,它具有技术规则的吸收功能、公众需求的满足功能、新型社会关系的认同功能、后信息化社会的适应功能。然而,我国行政法在开放性方面是受到阻滞的,可以说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下。因此,必须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治体系、行政法的实施和行政法的实现等环节上有所突破,重构我国行政法治体系的思路：区分和定位行政法软件与硬件、确立行政法纲领性与规范性的目标选择、合理分类行政法恒定规则与过渡规则、注重行政法输入要素与输出要素的关系转换。     

论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调查中的正当适用

公开是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行政调查作为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必须遵守行政公开原则的要求.然而,行政公开并非绝对.为了保障法律实施、实现利益平衡及行政管理目标,在行政调查中行政公开原则可以被合理限制,允许不公开调查的存在.当然,不公开调查必须满足实体上目的正当、效益满足,程序上排除替代、权利弥补等正当性条件才能被认可.同时,不公开调查存在被行政主体滥用的风险,必须加以严格监控,防止其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当侵害.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作为问题

近年来,公民对民警行政执法中不作为问题的投诉呈逐年增加之势,在行政诉讼中,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也明显增多。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公安机关必须切实防止和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问题。     

行政执法风险的内涵重塑

当前,对行政执法风险的理解偏向于关注行政执法行为的违法性。行政执法风险内涵之界定需回溯到风险概念的生成之时,并透析风险概念的拓展与流变。行政执法风险意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预期的造成人员死亡、受伤、遭受侮辱、财务损失、被投诉、引发诉讼、酿成群体事件等不利后果。行政执法风险的明晰,对行政执法研究领域的拓展、行政执法效果的自我省视与提升、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自我缩限、行政执法方式转化的自我要求都有重要的作用。     

刍议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产物,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所固有的"自由"属性使其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出现被滥用的现象。为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除了要求执法人员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外,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对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     

论"钓鱼"执法中的行政证据合法性问题

“钓鱼”执法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和法学界一致认为其违法,但是没有人能指出它究竟违反了哪个法。事实上,目前就找不到这样的法律依据,这反映出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行政证据制度,实践中行政机关的做法是照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但是,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政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应当由《行政程序法》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证据制度。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检察法律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建立,旨在解决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不向公安司法机关移送的问题。然而,由于法律依据位阶低、信息渠道不畅通等原因,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要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政刑罚进行重构,将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活动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实现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与刑事证据问的衔接和转化。     

我国大都市区警察行政执法微探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即大都市区。大都市区警察行政执法是这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理念的一个侧面,在具体实践中目前已暴露出一些诸如法律有短板、人文环境新变化、自身缺高素养等顽疾类问题。应借助国外大都市区警察执法的相关经验,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强区域合作与共享,重组人财物等资源,妥善解决超大都市区社会治安难题与警察行政执法之间的矛盾。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是我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行政执法领域经济犯罪的必然选择,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受立法不完善、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监督不力等因素制约.借鉴国外行政刑罚制度、增设过失未移交刑事案件罪等手段是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根本保证;规制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监督是关键因素;增强行政执法行为的独立性,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增强法律监督能力、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是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