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

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对于多元主义理论的平衡已成为近30年来政治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国家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既是反映社会中群体利益冲突的场所,同时又是以强制性行政官僚组织出现的运作者。国家也并非简单被动地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而是试图主动地影响社会中政治冲突的内容与形式。国家的这种潜在的自主性经由斯考切波在其关于革命起源的理论研究中被提出,进而被更多的制度主义学者所接受,并运用到更多关于现实世界中国家角色的研究中,从而推动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整体的研究流派出现。这一学术流派的理论成果弥补了以往社会科学理论对于重大社会议题解释的无力,丰富了对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理论理解。     

论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主题迭代与发展空间

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作为对新时代中国政治领域现代转型的概念表达,有着独特的时代特征,成为有效诠释自主性现代政治建设的重要知识框架,是对当前中国政治建设经验的全新总结与提炼。由于政治现代化建设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围绕着重塑国家、国家建设、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等议题展开了不同阶段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尤其是“国家治理”命题的提出,不仅旨在实现人民民主形态的成熟与稳固,而且在理念、主体、结构与方式等层面发生了重大转型,为今后政治领域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为“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发展空间提供制度靶向。通过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特征、主题嬗变及发展空间,对政治现代化标准与理论扩容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政治沟通及其完善路径探析

政治沟通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40 -50年代的美国兴起,由卡尔·多伊奇创立和发展.政治沟通理论既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体,又是政治分析框架中的重要一环.政治沟通无论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分析的工具,在国内外都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文章主要利用政治沟通理论和方法,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同时采用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对中国乡村政治沟通进行一番分析、阐述,力图剖析乡村政治沟通制度及其运行过程中的障碍与原因,提出完善中国乡村政治沟通的路径与对策,促进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和谐发展.     

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建构

市民社会理论源于西方 ,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生成 ,基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 ,构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路径和方法 ,不可简单地模仿西方 ,而须以“反思现代性”来对待 ,并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厘清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政权制度的本质区别

政治制度在国家各种制度中处于关键环节。准确把握我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准确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基本内涵。厘清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厘清我国人大和"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区别,厘清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的本质区别。     

比较视野中的自主国家与宪政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观察自己的国家,判断与其他国家的异同.在对现代国家政治类型的研究上,应当在尊重各个国家自身的价值理念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选择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路径,既注重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视角观察,也将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纳入分析的视野.自主国家与宪政国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对东西方典型国家做出的一种政治类型划分.     

新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制度创新——以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例

新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府行政改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自然包括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也深深地带有新公共管理的烙印。基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的差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应当看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具体的行政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时,我们应当在具体的背景下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略论供给侧改革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创新

供给侧改革理论在推动经济发展理念转变的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理论分析框架的引入不仅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而且供给侧改革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其在历史地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内涵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其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空间。     

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

文章试图探讨中国乡村转型时期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遭遇下所承受的困境；中国乡村特有的内心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的特有品格，在应对西方理性主义框架主导下的“法治”中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和困境；法律、伦理和习俗这些复杂因素之间互动所带来的矛盾和）中突，并试图分析其中深刻的文化和价值冲突带来的危机，以期能正视这一困境，并在理论和现实实践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之道。     

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有过深入的研究。从西方思想家对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法律发展理论的历史延传关系来看，对国家最为推崇的是黑格尔，他同时第一个在近现代意义上予以市民社会概念以丰富的内容，并从它与个人、国家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从而奠定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石。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和法律观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直接影响。     

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有过深入的研究。从西方思想家对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法律发展理论的历史延传关系来看，对国家最为推崇的是黑格尔，他同时第一个在近现代意义上予以市民社会概念以丰富的内容，并从它与个人、国家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从而奠定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石。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和法律观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直接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的两种政治传统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源于西方两种政治传统,即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政治传统。两种政治传统尽管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但无论是在理论内容上还是在政治形态上,二者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始终体现着两种政治传统的精髓。两种政治传统在历史长河中显现的对立与融合,不仅促进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在此基础上影响并形成了政治制度架构的理论。     

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哲学思考

关于国家经济职能问题,是苏联、东欧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关心的重要现实问题,同时又是最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课题。研究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确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经济职能,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不仅是经济学界的任务,同时也是哲学界的任务。本文不想研究国家的具体经济职能,只想通过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     

论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研究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一直备受瞩目。米格代尔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关怀出发,反思过分拘泥于韦伯理想型的国家概念,提出集“观念”与“实践”于一体的超越狭义建构的新国家观,并结合动态性视角,建构了过程导向的“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路径。作为一种研究发展与变迁的分析路径,“社会中的国家”摒弃了纯粹的二元对立的单向度解释,转而关注动态的、过程性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仅为在比较研究中已被深入探讨的问题提供了新鲜和令人兴奋的答案,同时也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开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纪元。     

信任与不信任的政治哲学反思

从政治哲学的二元思维框架中提出两个对应的概念：信任与不信任，在对比与参照下理解二者在现实民主政治中的确切含义与意义，提出民主政治的发展既需要信任也需要不信任，由政治不信任的态度出发产生政治信任的判断。     

现代性研究辨析

现代性作为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核心问题,属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主导着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关于现代性研究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不能脱离西方的理论背景,需要对西方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和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和梳理,并以此为框架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在对比中西方现代性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加深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和理解,赶超西方的主导地位并实现中国现代性的跨越式发展.     

村庄场域中的三重权力互动分析

村庄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权力分析则是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近20年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呈现于村庄场域，构成了中国底层农村政治的动态的和主要的层面，因而成为理解村庄政治拼     

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本质、成因及启示

西方国家中的“身份政治”现象的本质是：西方统治阶级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故意根据社会成员的身份之不同将社会撕裂为众多对立的群体，然后诱导有关社会群体发生相互对抗，以达到掩盖阶级矛盾、转移被统治阶级的注意力、引导社会走向、对被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等目的。“身份政治”是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可以成为分析几乎所有政治问题的一个理论工具，但通常只有直接因社会成员的身份特征之差异而产生又不能被归入“身份政治”之外的其他政治范畴的政治冲突才被归入“身份政治”的范畴。通过东、西方对比可知，“身份政治”现象在西方国家的泛滥既源于现实原因，也源于文化、历史、阶级、制度方面的原因。从总体上看，“身份政治”泛滥是一种瓦解社会凝聚力、增加社会对抗性的现象，国家应合理地致力于减少社会的差异性、促进社会的同质性，致力于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致力于减少社会中不同群体因各种差异而产生的对立，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外部势力利用本国内部的各种差异有意制造对立。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当代西方的理论视角

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作为对这一新变化的回应,西方理论界建构了三条理论路向。未来国家理论承认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试图重新定位未来国家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社会行为体的生长,意欲厘定全球公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变迁;全球治理理论则立足现实,力图打破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主张水平与网状管理模式,树立新型权威。     

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

本文通过追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规范内涵，梳理它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发现做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运用它来彰显现存所有政治制度对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意义，基层政治研究者则运用它把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治向上提升到国家体系的高度，这些研究的理论抱负都十分可贵。但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内涵是否只是权力集中与控制。“国家政权建设”是否简单地等同于“集权”、从上到下的“整合”与“一体化”，所有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活动，是否都要被“整合进”“国家的必然要求”？理论的流行恰恰也凸显了理论的解释限度和提供新理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