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遏制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苏联自1933年起便通过“东方公约”、莫斯科谈判试图同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未获成功。此后,为避免提前卷入战争,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又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二战期间,苏联通过与英美结盟,保障了自身战后在波兰、德国和远东的利益。苏联的外交政策目标明确,在二战的动乱年代,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民族利益。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安全观转型评析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想

冷战后 ,安全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正在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过渡。当前的安全观可分为三类 :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受安全观制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可分为三类 :军事型、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和发展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是过渡型安全观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国家安全战略。对于俄罗斯来说 ,制定“国家安全构想”是冷战后才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因此 ,它不可能不受到安全观转型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安全观转型的视角来评析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特点。     

浅析认知变量对欧洲安全观变化的影响

欧洲战略文化从冷战时期的防御型模式向冷战后的干预型模式转变,其中,认知变量对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安全观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四大变量,即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传导变量和干扰变量。由于认知变量发生变化,导致欧洲国家在冷战后不再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来源,而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作为主要威胁来源,确定了新的威胁来源和安全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安全战略方面的基本认知规范,从而导致欧洲战略文化模式的变迁。本文主要从战略文化的理论角度出发,围绕安全观及其认知变量的概念,简要阐述认知变量如何影响安全观,从而更好地理解欧洲安全观改变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欧洲战略文化的影响。     

从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看中国安全观的变化

国家安全观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核心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同时国家安全观念也会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体系外国家到积极融入、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的曲折变化过程;而中国的安全观也由传统安全观发展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     

ASEAN ISIS与亚太安全制度建构:以ARF机制为核心的分析

本文以ASEAN ISIS在创设亚太安全合作机制--ARF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分析亚太认知共同体在安全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即提出和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观,并推动亚太安全观的社会化与机制化.这一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认知共同体也可以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论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

"人类安全"是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研究的新提法和新视角。欧洲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拓展和深化了人类安全概念,逐渐形成了欧洲独有的人类安全观。本文通过对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解析,总结欧洲人类安全观念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及其对以欧洲为主体的区域安全治理的理论贡献。本文认为,欧洲人类安全观既是学术思想又是战略话语,语义学和实践学的发展相互促进,其发展脉络为高层政治领域和低层政治领域并行发展。欧洲人类安全观也是欧洲人试图建立"欧洲秩序"以及欧洲区域治理的理论成果。但是,欧洲人类安全观仍是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其理论发展的不完善同样影响着安全理念的效度。     

略论抗战胜利后苏联对东北的战略意图

苏联对华政策的主旨 二次大战结束前后,远东的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在远东的消失,英法等列强殖民势力在亚洲的削弱,远东成了战后迅速崛起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激烈争夺的场所。象把欧洲分成西欧和东欧、分别成为美苏的势力范围一样,通过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编者的话

正郑先武的文章讨论了"亚洲安全观"的制度构建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区域安全形势,亚洲迫切需要一种能整合现有多边安全制度并赋予其更大有效性的整体安全理念和制度框架。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倡议顺应了这一现实需要。郑先武基于亚洲历史经验的规范框架和制度安排,以亚洲区域整体作为分析层次,提出了"亚洲安全观"的制度建构路径设想,并对中国如何通过"中国经验"与"亚洲经验"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此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了     

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探析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的基本态势,但同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影响政治安全的不利因素日趋复杂。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有针对性的防范打击,坚决消除一切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确保党的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简论新经济安全观

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指示精神,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新形势,创立新经济安全观.新经济安全观,是对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是对客观的经济安全状态的综合反映,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安全观念.其具体内涵丰富而复杂,具有综合性、国际性之特点,金融安全是核心,产业安全是根基,发展是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应该制定和实施"发展型"安全战略,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维护经济安全.     

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CSSCI

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最为凸显的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也呈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从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可以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体系观是对周边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周边在我国外交大局和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安全观是对于我在周边安全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周边安全的认知;秩序观是关于构建和维护周边体系的原则和规则的根本看法。“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传承特征。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是综合安全的两个基本方面。近年来 ,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增加。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国际安全合作应树立新安全观 ,注重共同安全 ,注意标本兼治 ,维护综合安全。中国需要在若干方面与各国增进共识 ,倡导符合共同安全利益的新观念 ,探索适应形势变化的新举措     

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沈志华教授访谈

战时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内部的右倾变化主要是美国政治的自然走向,但苏联的一些做法加速了这个过程。苏联的外交言行不仅没有阻止美国国内对其不利的势头,反而刺激了美国右翼兴起。苏联拒绝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给整个战后国际秩序造成缺憾。冷战起源不只是安全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安全问题,但恰恰是安全问题使得美苏走到了一起,并在一个体系内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经济问题其实是冷战起源最根本的问题,经济上不能走在一起,为冷战奠定了基础。1947年底,苏联先提出了两个阵营,这是政治上的主张;1952年又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这就是经济上的设计。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形成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而对立的基础是经济的切割。切割导致苏联后来错失战后发展机会。纵观苏联历史,苏联先后错失了三次改革的机会,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根源。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 ,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 ,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 ,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 ,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 ,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 ,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 ,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 ,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 ,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科技安全化与泛安全化：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研究

在安全化倾向的影响下,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受到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中的安全要素约束。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导力的竞争中,美西方国家正试图以技术发展军事安全能力,并从规范、制度、权力多个方面保护人工智能技术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安全,隐藏着一定的泛安全化风险。欧盟倾向于将中国视为长期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对象,尽管在经济领域与技术全球治理领域双方具有合作共识,但对技术主权的保护仍是影响科技合作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针对美西方通过泛安全化维护科技体系优势地位的行为,中国提出科技安全是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应尊重并关照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持续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下的水资源安全治理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澜湄流域治理的新机制,水资源合作是其中的重点,而水资源安全治理是澜湄水资源关系的实质。本文通过澜湄合作机制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解读亚洲安全观框架下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分析影响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因素,并深入阐释澜湄水资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作用与影响因素,进而就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提出建议。     

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新政策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奉行政治和安全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的政策,使苏联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周围邻国关系,除个别国家外,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一直是微不足道的。1986年,苏联与该地区的贸易仅占苏联整个贸易的6％,而且其中有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冲突根源与调适路径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根源在于网络空间发展与经济社会运行深度融合、中美网络战略的结构矛盾,以及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竞争特性。挑起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是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安全观的体现,也包含平衡中国实力增长的意图。随着对网络安全认知不断加深,相互政策不断碰撞磨合,中美两国管控分歧意愿逐步增强,及至达成各自承诺不从事、不支持经济网络间谍活动的共识。中美关系竞争面的上升,促使网络空间控制权和网络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常态,因而围绕经济竞争与安全博弈的网络争端仍将不断出现。未来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引发新的冲突,还在于两个互联网大国网络战略理念的相互塑造和网络空间利益的相互调适,并在网络安全领域展开务实合作。